辛亥革命与游民社会
辛亥革命网 2010-09-29 00:00 来源：上海师范大学学报 作者：周育民 查看：
八十年前，旧历辛亥年，中国大地正澎湃着汹涌的革命浪潮。在这阶级搏击的风颠浪尖之上，游民的活动是引人瞩目的。正确认识游民在辛亥革命中的地位与作用，必须深入考察游民在中国近代社会中的位置，他们的形成与组织，他们在近代经济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及其与其他社会阶级、阶层的关系。辛亥革命中游民的活动，是他们社会属性的集中表现。
一
清代至乾隆年间，已出现大量的过剩人口。到道光、咸丰年间，游民已成为相当严重的社会问题。在鸦片战争之前，游民主要是由人口的自然增长、土地兼并的发展和自然灾害的打击形成的。鸦片战争以后除了上述因素之外，帝国主义的侵略、国内战争更使中国社会的游民问题雪上加霜。
以战争的影响而论，每次侵略战争之后，清政府不得不裁撤因战争而动员起来的兵员，他们生计无着，成为打家劫舍的游勇。如甲午中日战争结束后，仅前线部队裁撤即50，000人，加上因兵制改革裁撤的绿营兵，共达110，000人，各省临时招募的勇营裁撤尚不在内。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国内战争平息之后，清军大批裁撤，各地起义队伍瓦解，因避战祸背井离乡的民众继续飘零，形成了庞大的游民群。其中尤以被裁撤的清兵隐患为多。
近代社会经济的改组，也造成了大批游民。鸦片战争后对外贸易重心由广州移向上海，广州经大庾岭沿赣江北上至九江、经南风岭至湖南湘潭的传统交通线趋于衰落，沿线水陆运输工人及其他劳动者濒于失业（林增平：《中国近代史》上册第6869页。）。洋货的输入也使一批农民和手工业者经济破产，据估计，1840—1894年，农村纺织户人口减少达6，830，000人，（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2卷第313页。）“女红失业”、“业冶者多无事投闲”、“华民生计，皆为所夺矣！”（郑观应：《纺织》、《盛世危言》卷7。）“内外穷民之失业无依者，尤如恒河之沙不可计算。”（陈炽：《创立商部说》，《续富国策》卷4。）外国轮船在沿海、内河的航行，沉重打击了沙船业和内河航运业，沿海“业船者无可谋生，其在船水手十余万人，不能存活，必致散而为匪，肆行抢掠”（江苏巡抚李鸿章奏。《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8叶41。）。清政府废除漕粮河运，引起了数万漕运水手的失业。铁路的建设因造成大批运输业工人的失业而“受到大车行和船户的反对”（《北华捷报》1893年2月10日，聂宝璋编：《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一辑下册第1344页。）。
鸦片战后，清政府财政状况恶化，收支不敷，民众的赋税负担日益加重。甲午庚子以后，为偿付赔款，捐税大增，人民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弱者为沟途之饿莩，强者为绿林之豪客”（杨笃生：《新湖南》，《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册第621页。），饥民、游民暴动连年不断。
中国近代社会经济的急剧变迁，使大批社会成员从传统的社会结构中游离出来，造成了一个庞大而分散的不工、不农、不商、不士的游民群体。这一独立于“四民”之外的社会群体的产生，是中国传统社会结构趋于瓦解的重要征候，也是造成建立于这种传统结构之上的清王朝颠覆的原因之一。
二
伴随着游民队伍的扩大，从乾隆中叶以后，风貌各异、名目繁多的秘密结社、犯罪团伙与武装土匪在全国各地蔓延开来。他们之间互通声气，混合生长，形成了帮派、山头林立，而又同具类似社会成份、价值取向、行为方式的游民社会。
中国近代游民结社错综复杂，但由于各地民情风俗之差异，仍可以看出它们大致的地域分布。福建、两广及与之毗连的湖南、江西乃至云南等地，天地会的势力十分强大。四川在乾隆、嘉庆年间啯噜相当活跃，陕西及相近的山西、河南部分地区，刀客活动频繁。太平天国时期，哥老会兴起，由四川蔓延至全国各地，尤其以长江中上游各省份如四川、贵州、湖南、湖北、陕西等最为兴盛。长江下游两淮盐场各销岸，盐枭的活动猖獗，除了河南、安徽有季节性的流民结捻贩运私盐之外，还有不少职业性的盐枭集团。鸦片战争以后，漕粮逐步改由海运，失业的粮船水手凭借原有的行帮与盐枭互相勾结，形成青帮，逐步控制了这一带的食盐走私。十九世纪末叶，哥老会也开始染指两淮盐利。在嘉庆、道光、咸丰年间，南方各省还分布有为数不少的乞丐、窃贼帮伙，后来逐渐为天地会、哥老会所控制或同化。山东、河南、直隶等地在明清时代教门组织势力很大，其基本群众是农民和农村中潜在的失业人口。但从乾隆以来，游民“吃教”的人数显然在日益增加。近代在南方兴起的青莲教及其各支派的骨干人物几乎都是游民，并且向北方各省发展。热河、东北的“邪教”主要是由华北地区“闯关东”的流民以及南方游民传去的。从山西口外、蒙古草原到白山黑水的广大地区内，则是一股股马贼（胡匪）出没的场所，清末甚至由海路闯入山东境内。在绵延五千公里的海岸线上，还有为数不少的海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