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与清末“新政”的内在联系及其他(4)
辛亥革命网 2010-09-29 00:00 来源：中华文史网 作者：郭世佑 查看：
可以说，就已经成为事实的历史场景而言，"新政"的主持者与革命者之间固然势同水火，谁都希望吃掉对方。但"新政"与反清革命运动之间实际上存在一种谁也离不开谁的相互制约关系。无论是革命，还是"新政",都不可能凭空发生。既然二者都已发生在同一时空，势必互相影响，互相对立的过程其实也是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的过程。假如没有反清革命运动发生，"新政"就不可能是我们所研究和曾经出现过的那个"新政',反之亦然。对于没有发生过的历史场景，后世研究者设想起来不难，但分析和评判起来就需要在必要性与可行性上严格把关。如果站在理想的真空中憧憬"新政"的未来，埋怨辛亥革命不该发生，指责革命者添乱，不仅无法保证由清朝统治者自编自演的预备立宪之结局能包你满意，也无法回答梁启超、张謇及其身后一批温和的国会请愿者与广大资本家在屡遭羞辱之后纷纷转向革命之举究竟是对还是错？此论的主要失误不仅在于论者对"新政"的前景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而且以为革命高潮的到来就是孙中山为首的革命者单方面努力的结果，较之以往那种只承认孙中山等人之于辛亥革命的赫赫功勋却既否定"新政"的历史地位又无视梁启超等人的历史贡献之论，可谓异曲同工。殊不知，1911年的反满大合唱就是在革命的客观条件已经成熟而主观条件还不太成熟的情况下出现的。事过数年后，孙中山回想起当年的情景时，也曾直言不讳地说："武昌之成功，乃成于意外。"（注：孙中山：《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208页。）当然，这并不影响我们对孙中山作为革命领袖的整体认识。
辛亥革命作为"新政"的替代物，不仅推翻了腐朽的清朝，而且谱写出了中国民权建设的第一章，许多论着已对此做了比较详尽的阐释，因篇幅限制，兹不赘述。笔者只想补充的是，尽管辛亥革命的历史结局还容易引起纷争，民国的建设也的确难以令人满意，但正是由于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将"三纲"之首弃如敝屣，人民的思想解放盛况空前，"社会风俗人心，从某些部分看来，辛亥以后和以前大大改变了。所有卑贱、颓废、放荡行为，有些少了，有些完全消灭了。……总之，辛亥革命无数头颅换得来的，除推翻封建帝制以外，广大民众的体格、品格相当提高了。"（注：黄炎培：《我亲身经历的辛亥革命事实》，《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册，中华书局，1961年，第68页。）在国内是如此，在海外华人中也大致如此。蒋梦麟在回忆辛亥革命前后唐人街的变化情况时，就深有感慨地说："革命以后，唐人街开始起了变化，而且是急遽的变化，短短几年之内，算命卖卦的不见了。辫子的数目也迅速减少，终至完全绝迹。青年女子停止缠足，学校制度改革了，采用了新式的课程；送到附近美国学校上学的孩子逐渐增加。唐人街虽然想抗拒美国邻居的影响，但是祖国有了改革，而且在生活方式上有了改变以后，这些忠贞的炎黄裔胄也终于亦步亦趋了。"（注：蒋梦麟：《西潮》第10章，《美国华埠》。）说到这里，我不禁想起曾经对孙中山不无成见的张謇饱含深情的感叹："起而革命者，代不乏人，然不过一朝一姓之变革而已，不足为异。孙中山之革命，则为国体之改革，与一朝一姓之变革迥然不同。所以孙中山不但为手创民国之元勋，且为中国及东亚历史上之一大人物。"（注：《张季子九录·文录》。）反对暴力革命甚力的梁启超也在事后以学者的识力，多次对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予以充分肯定，容专题另述。如今时过境迁，物换星移，倘若后世研究者连张謇、梁启超的思想境界都难以企及，恐怕就需要回应革命文学家郁达夫早在半个多世纪之就说过的一句话：有了伟大人物而不知道尊重的民族是奴性浓厚的民族。尽管孙中山不是也不可能是什么完人，在他身上同样存在某些缺陷，既不必神话，也不必掩饰，但称他为近代伟人，当不为过。辛亥革命的发生毕竟与他的名字分不开，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将不会因为后世研究者的学术偏见而消失。
（资料来源：《学术研究》2002年第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