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阶段性问题(2)

　　以上八项为我等及西北军民一致之救国主张，望诸公俯顺舆情，开诚采纳，为国家开将来一线之生机，涤以往误国之衍尤。大义当前，不容反顾，只求于救亡主张贯彻，有济于国家，为功为罪，一听国人之处置，临电不胜迫切待命之至！

　　张学良、杨虎城、朱绍良、马占山、于学忠、陈诚、邵力子、蒋鼎文、陈调元、卫立煌、钱大钧、何柱国、冯钦哉、孙蔚如、陈继承、王以哲、万耀煌、董英斌、缪征流。叩文”

　　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通电说明事变缘由及8项抗日救国主张，在全国激起强烈反响。中共中央收到张学良、王以哲及刘鼎电报，得知西安事变消息后，于当日召开紧急会议，分析情况，研究对策。会议肯定了西安事变的积极意义，并决定派周恩来与张学良、杨虎城组织三人委员会，叶剑英为参谋长，协助张杨主持大计。根据国内外局势，以联合抗日为前提，斡旋各方，力主和平解决。周恩来12月17日下午到达西安，与张学良、杨虎城分别会谈，了解西安事变情况，征询张杨的意见，并与张杨商定了与蒋介石谈判的五项条件：

　　（一）停止内战，中央军全部开出潼关；（二）下令全国援绥抗日；（三）宋子文负责成立南京过渡政府肃清一切亲日派；（四）成立抗日联军；（五）释放政治犯，实现民主，武装群众，开救国会议。

　　西安事变震惊了南京政府。南京政府一时群龙无首，各派政治力量竞相登场，最后形成主战、主和两大力量。主战派作出讨伐张杨的决定，派遣大量军队兵进潼关，给张杨以极大压力，迫使张杨就范；主和派则努力和平解决的同时也支持给张学良、杨虎城施加压力。蒋介石的顾问瑞纳、夫人宋美龄及妻兄宋子文是主和的主要代表人物，先后飞赴西安，与张杨和谈。

　　在张学良、杨虎城的努力之下，在中共代表周恩来等人的协调和帮助之下，蒋介石及其代表宋美龄、宋子文于23日、24日进行谈判。最终原则上接受了张学良、杨虎城的停止剿共，联合中共等各种政治势力共同抗日的五项政治主张，又具体为十项协议。周恩来将谈判结果电告中央。即：

　　1、孔、宋组行政院，宋负绝对责任保证组织满人意政府，肃清亲日派。2、撤兵及调胡宗南等中央军离西北，两宋负绝对责任。蒋鼎文已携蒋手令停战撤兵（现前线已退）。3、蒋允许归后释放爱国领袖，我们可先发表，宋负责释放。4、目前苏维埃、红军仍旧。两宋担保蒋确停止剿共，并可经张手接济（宋担保我与张商定多少即给多少）。三个月后抗战发动，红军再改番号，统一指挥，联合行动。5、宋表示不开国民大会，先开国民党会，开放政权，然后再召集各党各派救国会议。蒋表示三个月后改组国民党。6、宋答应一切政治犯分批释放，与孙夫人商办法。7、抗战发动，共产党公开。8、外交政策：联俄，与英、美、法联络。9、蒋回后发表通电自责，辞行政院长。10、宋表示要我们为他抗日反亲日派后盾，并派专人驻沪与他秘密接洽。

　　十项协议方方面面，非常具体，内政外交，结束内战，联合共产党共同抗日，改组政府，召开救国会议等，而且责任分明，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的目的完全达到。

　　蒋介石提出，愿以人格担保答应西安方面提出的条件，但坚持不签署书面文字。为了迅速解决问题，周恩来采取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原则，经张学良、杨虎城同意，答应了蒋介石不签字的条件。

　　蒋介石答应了张学良、杨虎城的要求，但在有条件还是无条件释蒋问题上西安方面意见极不统一，尤其是东北军中下层军官方面反对无条件释蒋。为了尽快安全释蒋，张学良拍板于12月25日下午秘密与杨虎城将蒋介石送至机场，张学良并亲自陪同蒋介石离开西安，由洛阳次日返回南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暂时告一段落。

　　在西安机场，蒋介石对杨虎城说：

　　“（一）明令中央部队于25日起，调出潼关。从本日（25日）起，如再有内战发生，当由余个人负责；（二）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三）改组政府，集中各方人才，容纳抗日主张；（四）改变外交政策，实行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民族解放之国家；（五）释放上海各被捕领袖，即下令办理；（六）西北各省军政，统由张杨两将军负其全责。”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第二阶段

　　蒋介石答应张学良、杨虎城的要求而获释，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在离开西安之前在机场对杨虎城的承诺，从后来的情况看，大部分还是履行了，如停战、联共抗日、改组政府等，但对第六项“西北各省军政，统由张杨两将军负其全责”的诺言不仅仅完全食言，而且变本加厉，加大加重了对张学良、杨虎城的惩罚。

　　蒋介石南京政府对张学良、杨虎城的惩罚，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审判张学良，囚禁张学良。第二，提出陕甘军事善后办法，迫使杨虎城等接受，将杨虎城第十七路军番号撤销，东北军调出陕甘，中央军进驻陕西、西安，西北三位一体解体，南京政府完全控制了陕甘局面。至此，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告终。但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合中共抗日的政策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中共与南京政府开始关于国共合作抗日的谈判，从这个意义上讲，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的初衷得以实现，但两人的政治生命由此终止，成为悲剧性的人物。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