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与中国致公党建立的历史准备(2)

　　1905年，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同盟会正式成立。1909年11月孙中山第三次赴美，12月在纽约成立同盟会分会，1910年1月在芝加哥建立分会，2月在旧金山改组旅美华侨组织“少年学社”为旧金山同盟分会，出版《少年中国晨报》。此后，同盟会在美国许多城市建立分会，旧金山同盟会也就成为美国同盟会总部。但限于美国移民条例，同盟会难以开展活动，革命工作几乎全部附属于美洲致公堂。对此，孙中山于1909年2月在给美洲致公堂的信中说；“现时美洲各部华侨，渐有归心革命之趋势，望各同志要乘机鼓舞，使革命思潮日进不已。”为了便于公开活动，也为了进一步把致公堂改造成为革命组织，1911年孙中山在旧金山建议同盟会员一律加入致公堂。致公总堂叔父大佬义兄等对这个建议“备极欢迎”，“尽释从前门户之分别，翼赞将来光复之伟业”，“开特别招贤之礼”，删除一切繁文褥礼，简化入堂手续。双方还在旧金山致公堂的《大同时报》及同盟会的《少年中国晨报》上登载联合布告，使“各埠会员一体遵照”、“洪门人士一体知悉”。

　　在两个组织联合的基础上，1911年6月，经孙中山建议成立了洪门筹饷局（亦称“中华革命军筹饷局”，对外称“国民救济局”），拟定并颁布筹饷章程，募集革命款项，从经济上支持革命。从洪门筹饷局成立到11月9日广东光复，共筹到美金144130．41元，先后汇交香港《中国日报》社和金利源店，供应国内革命需要。武昌起义后，维多利亚和温哥华致公堂组织国民捐局，开展募捐工作。1912年，维多利亚中华会馆先后两次向北京财政部汇去国民捐款24810元，而温哥华致公堂的汇款是15000多元。洪门会党筹款之热情出于多种原因，但必须看到会党群众民主主义觉悟的提高是基本的一条，舍此他们不可能为求得后报而捐助成败未卜的革命，更不可能为与旧式会党“复明”口号大相径庭的南京临时政府提供大批款项。华侨支持革命热情的高涨，反映华侨对祖国的热爱和对革命的关注，并对她的前途寄以美好希望，祝愿中国能够从此走向民主和富强，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样，华侨在海外的处境也能够有所改善。虽然，华侨的愿望并没有实现，但一股独立的政治力量已在他们中间悄然崛起，并开始培育建立具有现代意义的代表和维护华侨权益的政党的意识。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被迫逃往日本，并于1914年7月在东京成立中华革命党。同年11月，孙中山发出《各埠洪门改组为中华革命党支部通告》，阐明了反袁斗争和组织中华革命党的意义，并在肯定洪门革命历史的基础上指出，“种族革命无妨多立秘密机关，以为分头并进之活动；政治革命则仗义执言，非以堂堂之阵，正正之旗，不足以耸国民之观听，而避外邻之干涉。今日无论各种团体，均已一体改并，万流汇源，实此意也”。孙中山以洪门成员身份，也以中华革命党领袖身份，要求各埠洪门，对外联络名义仍然可以照旧，但“其内部则一律按照总章、通则，改组中华革命党支部，以免消息隔阂，而收指臂相助之妙用”。这是孙中山对洪门会党改造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并为1925年中国致公党的建立奠定了组织基础。

　　以会党形式组织起来的革命力量虽说有一定的局限性，然而在当时的条件下，最简捷的办法莫过于把经过孙中山的革命改造并经历革命洗礼的洪门会党组织“正式改为政党，推举领袖，遂选有学问有气魄操守功勋者出而提挚，庶几于先烈当年反清复明流血牺牲，所谋之民族革命，得以继志述事，而并完成民主建国之革命工程”。

　　三

　　改堂为党，党名虽袭称为“致公”，但从意识及内涵考察，它反映了洪门会党中的一部分有识之士在孙中山影响下所形成的对中国未来社会的构想，或谓之标志现代政党意识的“党纲”的雏形。鸦片战争以后，摆在每一个中国人面前的是如何拯救祖国免遭列强侵略和如何使祖国富强起来这一严峻的课题。孙中山在他一生从事救国救民的奋斗历程中，超越了他的前人，以贯通中西思想文化的学说，铸成了符合时代与人民群众需要的三民主义。孙中山最早萌发的革命思想的基本内容是“反清排满”，武力推翻异族政权，光复汉民族的主权国家。孙中山从建立兴中会起，就一直沿用洪门会党的“天运”年号，认为“天运”两字即汉兴满亡之表示。但孙中山并不仅仅停留于洪门会党的“反清复明”的种族革命思想，而是进一步撷取欧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将固有的排满的民族观念，提到了救亡图存及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高度。1904年孙中山在重订致公堂新章时把“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列为致公堂的宗旨，给原先以经济互助、生存自卫为目的的会党组织，增添了完整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纲领。这十六字在一年零四个月之后一字不易地写入了同盟会的总章。

　　这十六字纲领的前两句，与会党口号中的“反清”内容相通，而第三句“创立民国”一语，显然表明会党原先“复明”的口号已被扬弃，并确立了在推翻封建君主专制的清皇朝之后，要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共和国这一革命目标，从而初步解决了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最重大的理论和实践的课题。正是在这一具有时代特征的民主革命和具有浓厚民族特色的爱国主义精神感召下，这一时期的洪门会党群众不惜献身，屡赴战阵，舍命疆场，其志已在“争共和”而不在争“复明”。正是在这样一种思想政治基础上，形成了中国致公党纲领中所表述的“本党一向以实行民族革命，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为职志”这一奋争目标和“国是主张”。

　　十六字纲领中最后四字是“平均地权”，这是孙中山革命思想中最富于时代性和阶级特征的思想。中国自进入近代以来，由于列强的入侵和掠夺，以及封建专制统治者的残酷压榨，社会经济凋敝，广大农民纷纷破产，土地问题极为严重。孙中山在进行革命的过程中，十分留心中国历朝土地制度的沿革，特别推崇古代的井田制度，认为它是古代最好的制度。他还从近代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土地纲领中寻找谋求解决土地问题的借鉴。1853年颁发的《天朝田亩制度》是我国历史上农民革命思想的总结，根据“天下总一家，凡间皆兄弟”的原则，力求达到“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大同境界。而这个大同世界是与儒家称颂的孔子的大同世界理想一脉相承的。

　　儒家大同世界的核心是“天下为公”。《礼记·礼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段文字往往被后人认作是孔子用来表达其政治理想的记述，实际上它是秦、汉间人所撰，是借孔子名义描绘的社会图景。它反映了秦、汉统一后地主阶级的小农经济的政治理想，是针对“大道既隐”后的“天下为家”的现实提出来的。这个美好社会是对往昔“三代”政治的理想化，它反映了封建社会里人们要求摆脱阶级剥削压迫的愿望，也是两千多年来许多思想家追求的目标，其中就包括了孙中山。同时孙中山也十分注意吸收欧美思想家和政治家有关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优秀成果，不断探求中国土地制度改革的方案，最终形成为“平均地权”的思想。

　　在地主经济犹如一片汪洋大海的中国，土地制度的改革甚至涉及到革命者自己的利益。孙中山没有办法组织起社会力量，去与广泛的土地既得利益者抗衡，所以这种土地制度的改革只能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改良主义。辛亥革命后，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便删去了平均地权的内容。

　　虽然孙中山以往多年为中国革命奋斗，采取的是欧美的资产阶级理论，向往欧美资本主义制度，但自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孙中山对世界局势、对中国革命前途的认识，就跨进了一个新的阶段。他看到现实世界中正在取代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出现以后，就结合中国传统，把《礼运篇》上讲的大同世界和俄国革命后的社会主义制度直接联系加以阐述，并且开始赞美、向往这种“天下为公”的新制度。孙中山生平多次题写“天下为公”以赠中外友人，并亲自书写《礼运》大同篇，足见孙中山对于这种制度一往情深。孙中山不仅坚持“平均地权”的主张，还进一步提出了“耕者有其田”。洪门会党改堂为党，党名“致公”，表明党所追求的政治思想，是与孙中山孜孜以求的最高社会理想，即希望将来在中国和全世界建立一个以“天下为公”为原则的大同世界的理想一脉相承的。“致”、“公”合而释作“达到毫不偏私”，亦即孙中山在《重订致公堂新章》中所说的“为大众谋公益”，反映了海外华侨渴盼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有一个美好未来的愿望。隐然有“立党为公”、“天下为公”之本意。1925年10月，中国致公党正式成立。

　　由堂而党，仅一字之差，然其内涵相去甚远。洪门中有一部分人从会党脱颖而出，结成了致公党这一政治组织，说明海外华侨在孙中山革命活动的影响下，政治觉悟有了提高，组织状况有了改进，从而成为关心祖国政治的一支新的独立的政治力量，并以“民主建国革命之工程”为己任。这足见由“堂”而“党”乃是海外华侨组织觉悟的反映，是政治上的升华，是辛亥革命期间，孙中山对洪门会党的革命改造的顺理成章的结果。正如日本友人平山周所说过的那样，“中国的会党其宗旨始不过反清复明，自孙逸仙变化鞭思，至易而为近世革命党”。

　　致公堂改“堂”为“党”，跨出了向现代政党迈进的关键一步。然而，由于一些主观条件的限制，早期的致公党未能对“致公”的涵义作进一步探讨和发挥，故显得比较粗糙和科学性不足，容易与堂名相混，而且也难以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真正找到“天下为公”、“大同世界”之路。时代在发展，认识在深化。中国致公党的先辈们在中国革命漫长而又艰苦的历程中，前赴后继，英勇献身，通过自身的革命实践既重新观察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趋势和社会改造的力量，又重新思考社会改造的理论模式，终于找到了先辈们梦寐以求的达到大同之路。从1947年举行的第三次代表大会起，中国致公党作出了接受共产党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性选择。1988年12月，中国致公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总纲，给“致公”赋予了时代的新意，即“致力为公，团结奋进，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共同致力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