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与北上：孙中山国家统一方略

1912年8月孙中山应袁世凯之邀北上

　　像许多爱国仁人志士一样，孙中山一生都把“使中国成为一个统一、完整的国家”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在弥留之际，仍念念不忘“和平、奋斗、救中国”，始终把国家统一看作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事。独立、统一、繁荣、富强的新中国，不仅是孙中山一生的奋斗目标，也是近代以来的中国仁人志士心中的梦想。与众不同的是，孙中山不仅怀有国家统一的思想，而且还有统一国家的方略。

　　孙中山自有了政治参与意识后，就多次从广东出发，北上津京，从1894年上书李鸿章到1924年北伐，且四次北伐都是想通过武力谋求国家和平和统一。这种在北上和北伐之间不断地变动，而且越到后来越倾向于动用武力，消灭军阀，赶走列强，以求和平和统一的做法，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动机和目的呢？

1922年5月6日，孙中山赴韶关督师北伐，宋庆龄率红十字会员多人随行

　　其实无论是北上还是北伐，也无论是以和平的手段还是革命的方式，都仅仅是孙中山在谋求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民生幸福与社会和平安定的过程中的两种不同的方法和策略，在本质上和动机上没有什么不同，只是方式方法上的不同而已。何时采用和平的手段，何时使用武装斗争的方式，既要看具体的政治社会环境和当时具备的主客观条件，又要符合孙中山及其追随者的经验和智慧、原则和要求，以及能力和实力。从孙中山近四十年的革命生涯中先后四次北上和四次北伐的经历来看，凡是“北上”都是以和平的方式出场的，采取的也是和平、友好、协商的方式；而凡是“北伐”则都是以斗争的方式发声的，采取的是武力、敌对和战争的方式。而且采用这两种方式的逻辑也往往是先礼后兵，施之以礼，求之以和，在和平不得的情况下才动之以武。可以说，借用武力或通过战争来谋求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实现民生幸福和中华振兴，并非孙中山的初衷，也不符合他的性格，但却合乎革命行动的逻辑和现实斗争的需要。诚如史扶邻所言：“我称孙中山为‘勉为其难’的革命家，是从积极意义上使用这两个字眼的，意味孙中山不愿意充当革命者通常需要做的残酷无情的角色。换言之，孙中山宁愿谈判而不从事杀伐，求和解而不想进行旷日持久的斗争。当谈到一个现身革命并实际上曾多次发动武装起义和军事征讨的人物时，上述说法似乎是矛盾的。但是，我认为孙中山不愿采用暴力手段达其目标的别的方法，体现了他的博爱精神”。此外，“孙中山所作的许多妥协，是内外环境使然。”

1924年9月20日，孙中山在韶关举行北伐誓师大会

　　总之，无论是北上还是北伐，都不能简单地说成是孙中山的策略多变，而应清楚地看到孙中山的国家统一的思想立场始终坚定不移。北上和谈或北伐战争，都是寻求国家统一和民族振兴的不同方略，所不同的是孙中山永远是一个有准备的人，他永远乐意接受挑战，但内心却总是充满谦逊和仁慈，这才是我们从北上与北伐的多次交替中所能了解到的一个真实的孙中山。如果我们相信史扶邻所说的“孙中山是个不平凡的革命领袖，富有人道的价值观念，而此往往与其领导作风相联系”这个论断的话，那么，我们也应该承认孙中山国家统一的方略，既合乎历史发展的逻辑，又真实地体现了孙中山的个性。

　　在国家统一的方略上，孙中山始终主张只有南北疆域一统，才是真正的国家统一；只有南北文化融合，才能真正实现全国一统，表现出明显的地缘政治意识。在孙中山的心目中，南方不但物质财富充裕，而且人们思想开通，是革命的策源地，可以作为统一全国的基地，然后由南方向北方推进。他常说：“革命事业，非粤无由策源。”试图把广东作为他的三民主义的试验基地的意识，在他生命的最后十余年中一直很强烈。因为如其所言：“他处形势虽好，接济虽便，而心不能舍广东者，乃因吾人所在之地也。”

1924年孙中山北上抵达天津时与社会各界人士合影

　　但是，在孙中山的国家地理观念中，南方广东毕竟不是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要推翻专制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实现国家统一和中华民族复兴，必须从南方进到北方，从国家地理边缘走向国家政治中心，这样既可以赢得全国上下的认可，又可以在国家政权的建立上获得合法性和正统地位。因此，无论是为了和平而北上，还是为了统一而北伐，孙中山始终没有想到在广东和南方扎根下去，而是一心向往北方这个中国历史文化重心区域和政治权利的中心地带。虽然南方相对开明，而北方相对保守，但孙中山相信，事实并非绝对如此，且南北融合，取长补短，还是可以促使人们观念更新和思想进步的。在他的心中，只有南方与北方在地理空间上融合为一个整体，在政治思想上达成共识，在文化心理上形成一致，民族国家才能统一，中华民族才能形成大一统。虽然孙中山在制定革命方略和国家统一计划时，往往以广东为基地，但他并没有偏安一隅、独霸一方的动机，而始终立足广东，放眼全国，胸怀天下，情牵世界。其先后四次北上和四次北伐，既有主动地表达政见和争取国家和平统一的意愿，也有被动地应对时局变化的无奈。不管其方式方法如何，其目的只有一个，即在和平和战争中寻求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一统。孙中山内心向往的目标是实现国家统一和民族一统，但必须全国上下、党内党外，南北互动，融合一体。

孙中山北上经日本时在“上海丸”号船上留影

　　孙中山的北上和北伐，既是孙中山完成国家统一、民族振兴的重要方略，又是孙中山从地域边缘走向国家地理中心，从政治的“逆流”转向政治的“主导”，从社会的底层走向政权顶端的一种持续不断的尝试和争取。他这样不懈努力的结果，有的已有亲身的体验，但更多的是半途而废的失败。尽管如此，北上和北伐毕竟是孙中山以和平的方法或以战争的手段，谋取国家统一和中华民族大一统的方法和策略。这些看似简单而又多变的方式方法，实则十分复杂而又难以推进，不能以表面的成败而论是非曲直。事实上，孙中山的北上和北伐，不仅起到了很好的思想宣传和社会动员的积极作用，而且也使辛亥革命之后的孙中山和他的思想主张始终成为时代的焦点和舆论的中心。尽管孙中山的北上和北伐的背后隐藏着这样或那样的动机和目的，但以国家统一的名义和振兴中华的口号去动员海内外进步的爱国的或同情和支持中国的一切力量，实现其推翻专制、打倒军阀和帝国主义，消灭地方割据和民族分裂的革命理想，在当时显然不失为一种明智之举和有效策略。正是这种思想先行、舆论引导，目标导向、策略灵活的北上和北伐，使本来处于弱势和边缘地带的孙中山及其政党，在民国初年逐渐赢得民心，获得国际国内社会各界的理解和支持，成为现代中国历史上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影响或左右着现代中国的历史进程。

　　作者介绍：胡波，教授、博士。曾先后任教于中山大学孙文学院、中山学院、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后任中山市文联主席，现任中山市社科联主席。著有《历史心理学》《心理与历史十五讲》《岭南文化与孙中山》《香山买办与近代中国》《误读的思想传统一民本思想在近代中国的命运》《辛亥革命前后的中英经济关系》等，主编有《孙中山研究口述史》（12卷）《香山文化资料丛刊:永安月刊》（10卷）《百年中山文史系列丛书》（15卷）等，发表论文近百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