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调元年谱》考误

　　宁调元，清湖南省长沙府醴陵县人，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民主革命家、宣传家、文学家和诗人。在杨天石、曾景忠1988年所编之《宁调元集》中，收有《宁调元年谱》（以下简称《年谱》），简要记述了宁调元一生的主要经历。但经笔者查考，其中有不少内容与史实有出入，对于全面、深入、精准研究宁调元带来诸多不便。有鉴于此，笔者从中列出13个较为重要的问题，按时间顺序，分别根据有关史料，对之逐一予以考证和订正,以与编者商榷,并就教于方家。

　　一、关于宁调元的名、字、号。《年谱》说：“宁调元，字仙霞，号太一。”但据笔者查考，此说与楚攸宁氏族谱的相关记载有异。据《楚攸甯氏六修族谱》记载，楚攸宁氏的祖先在明代以后，为本族人免重名越序之弊，每代定一嘉字，随时择用。至乾隆辛卯（1771），楚攸宁氏族谱经初修于“乾思魁祖　元武映宗”的行字之后，加上“卫之祥发　远振家声”八字，民国癸酉（1933），五修族谱之际，再添二十四行字，形成楚攸宁氏班行（世派）诗，以供后世命名时循序取用其中一字编入名中，以明确辈份。宁调元父亲属“乾”字派下第九世，按上述班行（世派）诗顺序属“卫”字派，故名卫均。而宁调元属“乾”字派下第十世，在楚攸宁氏班行诗序中为“之”字派，故以派序取名为“之梯”。既然宁调元的派名叫宁之梯。那么宁调元又算他的什么名呢？笔者认为，是其学名。旧时大户人家小孩入学时为方便学习，还要为小孩取个正式的名字，以供老师称呼，即为学名。虽然《楚攸甯氏六修族谱》中关于宁调元的条目中对此未作说明，但笔者从其堂弟（宁调元叔父宁卫坚之子）宁之煦的条目中发现了线索。因为宁之煦的条目中记载：“之煦，字先荣，学名调文。”[2]464由此不难推知，宁调元是宁之梯的学名。此外，《楚攸甯氏六修族谱》上记载宁调元的字却既非“仙霞”，而是“光甲”。“甲”，在天干中排第一位，通常表示居第一位；而“元”则有首、始、开端、第一等意思，所以“甲”与“元”词义相近，均有第一的意思。这说明，宁调元的名和字在意义上存在词义相近的联系，符合古人取字选字的规则。宁调元作为文学家和诗人，当然也少不了号。对于宁调元的号，学界的观点似乎比较一致，即“号太一”[1]。但《楚攸甯氏六修族谱》上这方面的记载却是“号仙霞，又号大一”。经查，楚攸宁氏族谱初修于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冬，重修于清道光六年（1826）春，三修于清咸丰八年（1858）秋，四修于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秋，五修于民国二十二年（1933）秋，六修于2005年冬，详细记载了楚攸宁氏的源流和分流、楚攸宁氏的风俗文化、楚攸宁氏的簪缨英名、楚攸宁氏的世系世录以及历次修谱的情况。该谱1898年四修之时，宁调元已15岁，宁调元之父宁卫均尚在世（1902年逝世）且为四位纂修之一。在修族谱这件大事当中，宁卫均应该不会把自己儿子的名、字、号给编错。到1933年秋五修之时，宁调元逝世已10年，宁调元之子宁祥大积极参与，不仅为其祖父卫均公夫妇、曾祖父宗绶公夫妇分别捐大洋二十元配享，且与宁调元的堂弟之煦均为纂编（纂编共四位），应该也不会把乃父和乃兄的名、字、号弄错。而况，楚攸宁氏每次修谱都组织严密，除了四位纂修，还有四位誉对，因此也不必怀疑族谱在编写、校对和印刷上出现错误。由上可知，关于宁调元的名、字、号的表述应为：宁调元，谱名之梯，学名调元，字光甲，号仙霞，又号大一。

　　二、关于入读明德学堂的时间。《年谱》说：“（1903年）7月(阴历闰五月) 自醴陵赴长沙，进入明德学堂第一期速成师范班读书。其时，黄兴、周震鳞、张继、胡元倓等人任该校教习，课余常以‘革命排满’之说启迪后进。宁受到影响。”[但经笔者查考，1903年7月(阴历闰五月)是黄兴由日本回国经上海应胡元倓之约到明德学堂任教之时，并非明德学堂第一期速成师范班开班之际。胡元倓曾说：“前清癸卯夏，学校开办方一学期，倓赴杭约华紫翔兄来湘授英文。在沪遇克强，方自日本归国，因约其来明德共事，欣然允诺。”黄兴自己也说：从日本学师范“归国时值端方督鄂，请其开办学校，宗旨不合，乃回湖南与胡君子清[靖]、周君道腴创办经正、明德两学校，而就中办速成师范一班。” 至于第一期速成师范班何时举办，胡元倓说得很清楚：“癸卯秋，开第一期速成师范班，即由克强主持，邀张溥泉(继)为历史教员。吴绶青(禄贞)、李小垣(书城)皆来湘小住。” 《明德学校史》中关于该校1903年招生开班情况的记载是：明德学堂中学甲乙两班(80人)：1903年3月一1905年5月；速成师范第一期（118人）：1903年9月一1904年4月。经正学堂：1903年9月开设甲乙班。由上可知，宁调元到明德学堂就读第一期速成师范班的时间应为1903年9月。

　　三、关于宁调元参加大成会的问题。《年谱》说：“1904年2月8日，日俄战争爆发。参加黄兴、陈天华、李育仁、李洞天组织的革命团体大成会。” 经查，此条来自于刘谦所著《宁调元先生事略》：“会日俄战事发生，海外学生以共有损中国主权，血书数至，君悲愤甚，恒背人椎胸饮泣。始与克强先生及陈天华、李育仁、李洞天等秘密组织革命团体，名曰大成会，未几解散，扩大为华兴会。”经笔者查考，此说与史实不符。第一，众所周知，早在1903年11月4日黄兴即与刘揆一、宋教仁、陈天华、吴禄贞、柳聘农、谭人凤、周震鳞等人，借为黄兴做生日酒的名义，在长沙保甲局巷彭渊恂家聚会，决定设立华兴会，领导反清革命活动，因此不可能又在1904年2月秘密组织所谓“革命团体大成会”。第二，1903年未组织华兴会之前，黄兴也未有与陈天华、李育仁、李洞天秘密组织大成会之事。章士钊曾说：“洎《苏报》（1903年7月）被封，吾从事实际革命工作，开始与克强计划如何筹款。第一步，吾二人同赴泰兴，访龙砚仙，又同赴南京，访魏肇文。旋折回沪，部署略定，乃同返长沙，始筹备华兴会。”由此可见，1903年秋黄兴由日本回到长沙之前，计划成立的革命组织就是华兴会，根本没有先成立一个叫大成会的革命团体的计划，更不可能于1904年2月成立之。因此，《年谱》关于宁调元1904年2月间参加大成会之说应属子虚乌有。

　　四、关于宁调元1904年在长沙脱险的情况。《年谱》说：“10月24日(阴历七月十六日) 与黄兴等集议于长沙小吴门正街东方讲习所(秘密活动机关)，时华兴会谋在长沙举义事泄，湘抚陆元鼎派兵抓捕。黄兴得长沙圣公会会长黄吉亭帮助，化装潜赴上海。宁调元遇逻卒，以机警应付脱险。” 据查，此说亦来自于刘谦所著《宁调元先生事略》：“克强先生与马福益约期大举，事泄，湘抚陆元鼎据探报党人方集议于东文讲习所，派兵掩捕。君闻警，匆匆出门。遇逻卒，诡辞得脱。克强先生从后门遁，匿居某教会，旋与张继同时离湘。君则仍负联络之责，与克强先生通讯不绝，清政府不知也。”但经笔者查考，此说亦与史实不符。第一，1904年10月24日，为阴历九月十六日，并非《年谱》所谓阴历七月十六日。第二，10月24日，即阴历九月十六日，为黄兴三十岁寿辰之时，这一天黄兴并未与宁调元等人集议于长沙小吴门正街东方讲习所，而是在家里过生日，招待前来贺寿的亲戚。黄一欧说：“10月24日（阴历九月十六），为先君三十周岁。这天，他亲自下寒菌面招待三位进城的姑妈。大约是早晨七点钟，西园龙宅差人持帖子来请先君去，先君正准备下面，没有去。过了半个多钟头，龙砚仙先生第二次差人持帖子来催，先君说，面还没有下好，吃了面就去。先继祖母非常机警，她看到龙宅一连来了两次帖子，催得这么急，一定是有紧要的事，因此，催先君马上就去，回来再吃面不迟。先君刚刚坐轿出门，在门口就和捕捉他的差役对面碰头了。差役见了他，便问：‘你是黄轸吗?’先君情急智生，镇定地回答说：‘我是来会黄轸的，他家里人说他到明德学堂去了，我要再到那里去找他。’于是差役跟着先君的轿子向西往左文襄祠走。先君到了明德学堂下轿，佯称进去喊黄某出来，叫差役们在门口等候。他进校后，就由靠西边的金华祝老师住室旁的小侧门溜出，躲进了西园龙宅。差役在学堂门口久候不见有人出来，才知道上当了，只得将三个轿夫带走，把他们打得皮破血流。”因此，《年谱》所谓1904年10月24日宁调元“与黄兴等集议于长沙小吴门正街东方讲习所(秘密活动机关)”之事实属子虚乌有。

　　 五、关于宁调元倡办渌江中学堂。《年谱》说：“（1904年）冬，为广播革命种子，倡办渌江中学堂，请假回醴陵，兴建校舍，奔走于醴陵长沙间，终于将学堂办成。” 这一条说得比较笼统。按《年谱》所说1904年冬，两三个月的时间，宁调元不仅倡办渌江中学堂，还要“兴建校舍”，最后“终于将学堂办成”，似不可能。据笔者查考，1905年3月26日《湖南官报》上的《省内新闻》有消息曰：“醴陵志士热心学务，将去年所设之渌江高等小学堂改办中学堂，业已禀请立案。抚宪以县治设立中学，事属可嘉，爰特书‘渌江中学堂’匾额，以示鼓励。”由此可见，宁调元办渌江中学堂一事的经过应为：1904年冬回醴陵进行渌江高等小学堂改办中学堂之事，直到1905年春才“终于将学堂办成”。

　　 六、关于宁调元赴日留学的时间。《年谱》说：“（1905年）东渡赴日，入早稻田大学学法学。”又说：“（1905年）年底，与同乡姚宏业从日本归国。”这里，去的时间不明，难以判断宁调元留学日本的时间。据笔者查考，与宁调元一同赴日本留学的郭家伟（字之奇）在其《清末留东回忆》一文中将这个问题交待得一清二楚。他说：“前清光绪三十一年，公元一千九百O五年，我方十八岁，肄业长沙经正学堂。承李莲舫先生识拔，由学堂保送，公费出洋，留学日本。此次由各学堂选拔者，似是二十九人，从长沙乘日本轮船赴汉口，正待长江轮船之际，湖广总督张之洞闻湖南学生道经汉口，欲召见吾辈，设筵祖饯。惟相见时例须磕头，学生闻之，一时为之大哗，不愿往见，而总督既说要见，亦不能拂之径去，相持不决，将近一旬。后经胡子靖先生由湖南专程来汉，为吾辈申说，始群往赴宴，惟宁调元(太一)独持头可断不可磕之说，与其他二三人未往督署。太一与我在经正学堂同班，赴日之后，即锐志革命，且力学博览。……是年春夏之交，我等到达日本东京，馆舍粗定，即有同乡前辈迎访。……阳历7月9日上午，至帝国教育会。湖南同乡会在此欢迎我等新来之20余人，渔父亦到，互道寒喧。晚饭后，渔父复到我与胡经武(瑛)寄居之卧龙馆，邀往和强乐堂观电影(日语为活动写真)。”另据笔者查考，宋教仁在其1905年7月9日的日记中也有类似的记述“巳正，至帝国教育会，赴同乡会欢迎会。……酉初，至卧龙馆，偕胡经武、郭之奇至和强乐堂观活动写真。”由此可证，郭家伟的上述回忆是很“靠谱”的。因此，宁调元此行到达日本的时间应在1905年7月初。这样，至年底回国，宁调元留学日本的时间仅为半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