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铁路建设的思想与浦东铁路

　　伟人孙中山先生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他对中国现代化建设也作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

　　毕生致力于革命事业的中山先生，在历尽艰辛宣传革命思想、组织革命斗争的同时，倾注了巨大精力研究中国的现代化之道，在周游世界考察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之后，深深地感触到现代交通，尤其是铁路建设对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早在1894年1月，孙中山在《上李鸿章书》中就提到：“故凡有铁路之帮，则全国四通八达，流行无滞；无铁路之国，动辄掣肘，比之瘫痪不仁。地球各帮今已视铁路为命脉矣。”[①]在《建国方略》之二的“实业计划”中提到：“以国民需要之原则言之，此为第一需要之铁路。”“铁路经济上之新原则，而断吾人所计划之铁路，斯为有利中之最有利者。”[②]

　　孙中山以铁路建设为重点的实业强国设想，在腐败的清朝政府统治下根本无法得到实施。1911年10月10日爆发的辛亥革命，开启了共和宪政的新篇章。清宣统皇帝的退位，结束了中国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民族思想的解放为中山先生的铁路梦提供了更多的活动空间，使他有机会在各种场合论述建造铁路对振兴中华的重要意义。如1912年，孙中山先生在中华民国铁道协会欢迎会的演说中充满激情地讲：“各国人民之文野，及生计之裕绌，恒以交通为比例。中国人民之众，幅员之大，而文明与生计均不及欧美者，铁路不兴，其一大原因也。”“凡立国铁道愈多，其国必强而富。”[③]中山先生在《中国之铁路计划与民生主义》一文中写道：“中国亦与各大国发展之情形相同，所急切需要者，乃交通之便。故目前关系吾国前途之最大者，莫如铁路之建筑。”[④]

　　1912年，孙中山即提出了发展交通，建设铁路的宏伟计划。他设计了连通全国的三条主要干线：

　　一、南路：起点于南海，由广东而广西、贵州，走云南、四川间，通入西藏，绕至天山之南。

　　二、中路：起点于杨子江口，由江苏而安徽，而河南，而陕西、甘肃，超新疆而迄于伊犁。

　　三、北路：起点于秦皇岛，绕辽东，折入于蒙古，直穿外蒙古，以达于乌梁海。[⑤]

　　另外“各省之省会均成为铁路中心，路线将由此种重要之城市向各方分射而出。从每一省会出发之路线，将多至八九条不等。”[⑥]以上铁路总长20万里。

　　1912年11月14日，中国铁路总公司在上海五马路（今广东路）开办，孙中山亲任公司总经理，策划全国铁路建设，并绘制了中国铁路干线图。

　　孙中山的铁路计划十分宏伟、全面，按此计划建设，将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内部的交通，并且也将加强与世界的联系。此外，孙中山还计划建设中国的水运系统和公路运输系统，使之与铁路运输相联系，相辅相成，从而使中国的人流、物流畅通无阻，推动中国其他各项实业的大发展。

　　对如何实施这一宏伟的铁路建设计划，中山先生大胆地提出在坚持中国主权的基础上，走对外开放促发展的道路，通过招商引资的新思路，解决资金及技术等重大难题。1912年，中山先生在北京招待报界同人时的演讲和谈话中，对利用外资设想了三种办法：

　　一、借款修路：如京汉、京奉、沪宁等路办法，与外国人订立借款合同。

　　二、招股修路：按照华洋合办公司办理，其主权仍属中国。

　　三、批给外国人承办：凡有资本者，皆准包修一路，四十年后，收归国有。[⑦]

　　由于北洋军阀袁世凯窃权，登上了民国总统的宝座，辛亥革命的胜利成果付之东流。辞去临时大总统职位后的中山先生，虽继续为铁路事业作深入研究，但根本无法进行实质性的组织工作。二次革命失败后，中山先生也被迫逃往日本避难。

　　1917年，中山先生着手名著《建国方略》的写作。

　　1918年5月，因受军阀排挤，中山先生回到上海，集中精力闭门撰写《建国方略》。在《建国方略》之二，也就是全面系统的建设蓝图“实业计划”[⑧]中，把交通建设作为重点，认定“交通为实业之母，铁路又是交通之母”，并再三强调民国政府“唯一之急务”是“速修铁路，以立富强之基。”1921年10月中山先生撰写的《实业计划》正式出版。书中详细介绍了铁路建设的规划，其长远目标为[⑨]：

　　（一）中央铁路系统

　　（二）东南铁路系统

　　（三）东北铁路系统

　　（四）扩张西北铁路系统

　　（五）高原铁路系统

　　（六）创立机车厂、客货车制造厂

　　这一遍及华夏的宏伟设想，远远超出1912年设想的20万里的铁路计划，是中山先生经过反复研究，综合各经济要素后的惊人之作。可惜的是，掌握实权的军阀之间的争权夺权，造成政局动荡，民不聊生，国库空虚，中山先生的铁路设想自然也无法实施。但中山先生建设铁路的思想，被广大爱国志士所接受，其中有一群追随中山先生并亲历辛亥上海光复的浦东籍人士。

　　早在19世纪80年代，有一位浦东人也认识到了铁路在国家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并在20世纪初推出了浦东地区建造铁路的具体方案，他就是近代上海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李平书。

　　李平书（1854-1927），[⑩]出生于宝山县高桥镇（现为浦东新区高桥镇）的祖传医道世家，6岁入塾读书，是一位既接受过良好的传统教育，又深受西方先进文化影响，且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知识分子，是上海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被称为推进上海近代化的实干家和第一功臣，也是辛亥上海光复的元勋。辛亥革命成功后被推为上海最高行政长官民政总长。

　　李平书是一个具有强烈爱国民主思想的知识分子，他目睹上海开埠后洋人强占租界，噬渗扩张的野心，他认为“文明者，租界之外象，内地则暗然也。商战者，西人之胜算，华人则失败也”[11]因此，他提出华人应该觉醒，奋起直追。对一个有着浓厚家乡情结的李平书来说，长期来十分关注一江之隔浦东的发展。而对同样遭受列强入侵，尤其沿江地区占岸线、设船坞、争资源的局面，怎么办？“吾浦左人不为自谋，谁为吾谋者！”以李平书、黄炎培为代表的一批新型士绅为抵制租界扩张，实现卫乡护权图强，于1905年冬创立了浦东同人会（后改称浦东同乡会），它是一个曾对上海历史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民间团体，是真正推动浦东近现代发展的同乡组织。

　　同人会成立之后，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如组织浦东籍同乡捐资办学，宣传民众创办《浦东报》，建桥修路等。同时，把开发交通作为“第一要务”。清宣统元年（1909年），李平书提出在浦东筹建沪金铁路。[12]计划中的沪金铁路，起自上海县浦东黄浦江边的杨家渡码头，向东抵宝山县境（现为外高桥地区）钦公塘，再向南经川沙、南汇、奉贤，讫于金山县境内的白沙湾，成为贯穿浦东五县的经济大动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