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的东京岁月(4)

　　当时宋的症状是睡眠不良、精神萎靡、食欲减弱，时常坠入神思恍惚的状态，于是在友人的劝诫下，从8月20日开始，住进位于东京田端的东京脑病院治疗。

　　9月25日，在《民报》社遇见滔天的妻姐前田卓子（1868-1938，常年居住在民报社，照料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被亲切地称为“民报社的大妈”），“前田氏告余，前日曾寻余至早稻田，欲余往九州熊本伊家中居之，并云伊家在海滨，又远市尘，甚清静，适宜于养病云云。余答以待余思索后再定。”10月15日早上，黄兴和前田又带着水果来看望他，“庆午（黄兴）言：‘昨日与宫崎氏等谈及君病，谓非仅在病院所能治愈者，须在最适于使心性快爽活泼之处居之而后可。现宫崎氏已赞成劝君速去院至伊家居之，谢绝世事，而日以爽快活泼之事自适，伊处亦无他人往来，且其家中甚自由，饮食皆可随意’云云。前田氏亦极力助言之，且谓宫崎家旁有一寺，无事时且可往寺中闲游，此地甚好也。余听其言亦觉有理。” 11月4日宋出院后，翌日移往位于新宿的滔天家居住，“宫崎之夫人即为余扫拾房间，……其房在其家屋深处，有窗临街，颇可居也。……夫人前田（槌子）氏和坦可亲，其家庭之乐甚足羡。”滔天曾托宋教仁一件要事，即将他所撰写并经杨勉卿译成汉语的《孙逸仙传》进行校订，宋欣然应允，此后花费不少时间校订这部传记。

　　在此前的1905年7月，滔天将黄兴和宋教仁介绍给孙中山认识并最终促成了兴中会和华兴会的联合以及中国同盟会的成立，从上述滔天对宋的照拂和自著校对的托付来看，彼此差不多完全是革命同志的关系。

　　当然，滔天与孙中山的友情更为深厚，对其也极为崇敬，滔天也知晓宋等原来湖南派的革命党在政治主张和方法作派上与孙中山有些歧义，就个人立场而言，他更靠近孙中山，且加之宋教仁年纪尚轻，从滔天有关中国革命的著述来看，宋本身在他心目中的分量并不很重，尽管在宋教仁的日记中，滔天名字的出现十分频繁，这至少表明，在宋的心目中，滔天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存在，他对中国革命的热心支持乃至积极参与，都使宋很受鼓舞。

　　3.宋教仁与北一辉

　　比较有意思的是，北一辉（1883-1937）对宋教仁抬举颇高，将其视为中国近代革命的重要领袖，但宋教仁却很少提及他，在日记中他名字出现的频率也很低。

　　北一辉是一个多少有些传奇性的人物，父亲是一个新澙县酿酒业的经营者，他念小学的时候就跟着父亲的友人、一位汉儒学者修习程度很高的汉文，16岁时作的汉诗赢得了行家的赞赏，中学时曾经跳过级，也留过级，最终的学历只是中学而已。19岁时对社会主义思想产生兴趣并阅读相关书籍。1905年23岁时自费出版了奠定了他一生政治主张的《国体论及纯正社会主义》，翌年11月受到滔天的《革命评论》同人的关注，邀请他一同活动，他赞同滔天等人的立场，自费购买了几十部《革命评论》送给他佐渡中学的学弟们。他的政治倾向非常复杂，他试图在专制天皇制的框架下引入若干社会主义的元素对日本进行国家制度上的改造，他个人对政治暗杀抱有兴趣，又热心于幸德秋水等的早期社会主义运动，1906年以后的一段岁月，他在中国革命上找到了兴奋点。

　　我在宋教仁日记中仅查得北一辉（其时名北辉次郎）名字两次。第一次是在1906年12月2日。这一天在神田锦辉馆举行纪念《民报》创办一周年的大会，宋教仁偕滔天同往，到会场时，会已开始，会场内外满是人，宋等无法挤入，于是宋大呼有特邀嘉宾来，请各位让道，才得以入内。“时则孙逸仙氏正演说社会主义，拍掌声如雷，余不及细听。……逸仙演讫，则章枚书继之，又其次则来宾日人池亨吉氏、北辉次郎氏、萱野长知氏及宫崎氏，皆以次演说，余为之翻译一次。”另一次在1907年3月4日：“十一时至《革命评论》社与宫崎滔天、北辉次郎谈良久。”据有关研究，在宋的日记中断以后，北一辉曾与宋有过较为密切的往来，其时孙中山被迫离开日本，湖南派的革命党势力在日本有所增大，以内田良平为首的黑龙会，为了拓展日本在中国、尤其是满蒙地区的势力，有条件地支持有可能推翻满清政府的革命党，并与滔天一派的人物交织在一起，于是，北一辉也成了黑龙会的重要成员。据《北一辉年谱》，在1910年11月，宋教仁准备回国参加实际的革命活动，此时曾与北一辉有过重要的商谈。北一辉后来促成了宋教仁与内田良平的重要会见（宋与内田最初结识于1907年2月），宋将回国举事的计划告知了内田，并希望举事的过程中得到日本方面的支持。

　　武昌起义爆发后，宋教仁立即驰电内田良平，希望日本方面派人襄助，于是内田马上派遣了北一辉和很早就偕同滔天等一起参与中国事务的青藤幸七郎（1872-1931）前往中国南方，在北一辉发给内田等的信函中记录了他们一行在中国的详细行踪。北一辉等10月末先抵达上海，继而又前往武汉会见宋教仁。在11月13日的信函中北一辉向内田报告说：“宋兄事实上总揽一切，作为都督府的总指挥，新近归来的同志及其他人，都会被带到宋兄的跟前，实在是一件快心事。”11月14日在访问了汉阳军司令部之后发给青藤幸七郎的信函中他又写道：“宋兄能顾全大局的贤明和对具体事物的实际态度，毕竟不是我等所能及的，十年的磨练思考造就了他深谋远虑的卓识，要说是快心事那确实是，我等只能对此表示敬服而已。”这样的赞美词，他几乎从未用在孙中山身上，在中国革命党中，他对宋教仁的倾心，由此可见一斑。

　　1916年4月，北一辉写完了《支那革命外史》（正式出版在1921年）。他在1921年的序中说：“这部书的目的不是叙述支那的革命史，其主旨在于对清末革命前后提出理论性的解说和今后对革命支那的指导性意见。”其时，北一辉对于革命十年后的中国现状已颇为失望，一般日本人对于中国居高临下的态度非常明显。他之所以要研究中国，其目的完全在于日本本身，他在当初的绪言中说：“支那问题虽不能说是日本对外政策的全部，但今天日本的对外政策几乎都以支那问题为主轴。”在该书中，北一辉对于孙中山奉英美为圭臬的政治理想颇多嘲讽之词，而对于宋教仁则推崇备至，称他是“担负了全革命党命运的伟人”，对于自己与宋的关系，他自认为：“既不是宋派的一员，也不是他的顾问和参谋，只是一个既能与他和睦相处也能与他展开争论的同龄的益友，因为与他有过交游，能认识到他与众不同的真正价值。自己之所以能与他相容相处，不是因为一般世人所认为的是由于他的足智多谋、他的博学多识和他的辩论文章，只是由于他是一个始终一贯的刚毅诚烈的爱国者。”“宋的死，等于击破了革命党的脑髓。”

　　然而关于中国革命党（尤其是以留日学生为主体的宋教仁一派）的革命思想尤其是近代民族国家意识的觉醒或形成，北一辉的理解存在着很大的偏狭，他认为这是由于受了日本思想、具体而言是维新日本的鼓舞和刺激，是日本的近代历程，酿成了中国近代革命的发生：“革命支那的觉醒，就如同日本国学的复兴一样，是由于其自身的国粹文学而刺激起来的东洋精神的复活。而促进且刺激它的复活、显示出东洋魂的灿烂的光辉并给予其鼓励的是日本以及日本的思想。……日本的兴国思想毫无遗憾地催醒了他们的东洋魂，他们因其觉醒，从而直接将日本的兴国学说作为革命哲学来接受了。”这样的见解无疑是夸大了近代日本对于中国革命的意义，历史的事实是，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形成，最初与日本并无直接的关联，黄兴、宋教仁等，是因为在国内反清起义失败而流亡到了日本。

　　4.结语

　　大正民主运动的核心人物吉野作造曾颇为鞭辟入里地指出：

　　“日本过去也曾大力支持过支那的革命党。探究一下伸出援手的那些人的内心，其中既有真心同情革命的，也有觉得挺有意思的，也有出于某种目的的，此外，也有实际上是为日本牟取利益的人吧。” 日本近代的变革和崛起，日本志士对中国革命的协助和支持，无疑使革命党人颇受刺激和鼓舞，宋教仁日记中出现的有关日本人的记录，文字都是比较温情的，这表明他对那些日本人内心并无强烈的抗拒和敌意，这些日本人在精神上和物资上对中国革命的同情和支持，客观上对革命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但日本本身，并未能给宋教仁等革命志士以强大的思想资源。

　　中国的志士在日本虽然也目睹了维新后的新气象，但更多的却是借助日本了解到了世界，了解到了西方国家崛起的真正原因，也了解到了与中国背负着相近命运的其他各民族的斗争史，近代日本本身能够提供给中国的思想资源，实际上是相当有限的。

　　虽然截止至1907年4月的宋教仁日记中，并未流露出明显的反日情绪，美国学者任达认为1898-1912年间的中日关系差不多可称为是“蜜月期”，蜜月期当然完全谈不上，但相对而言，这一时期日本对中国并无大规模的扩张行径，两国关系相对平稳。

　　即便如此，宋在日本6年的体验和观察，应该使他对近代日本、包括向革命党伸出援手的日本人，有了相当冷彻的理解，他在自日本回国后不久的1911年2-3月间发表的《东亚最近二十年时局论》中指出：“其有假同洲同种之谊，怀吞噬中原之心，日日伺吾隙，窥吾间，以数数谋我者，此则真为东亚祸源唯一之主因。吾中国既往将来之大敌国，吾人不可不知之，且不可不记忆之也。所云为何？则日本是也。” 宋教仁被刺死不到两年，一直标榜同情理解中国的大隈重信，在他担任总理期间，向中国提出了日本势力全面进入中国的《对华二十一条》，以后日本对中国的动作，就更为卑劣，即使是被滔天颂扬对中国一片赤诚的犬养毅，也在他任首相期间发生了1932年的上海事变，北一辉本人则成了右翼的国家主义运动的理论家，因卷入1936年2月26日的少壮派军人政变而被处死。

　　宋教仁当初所言，果然是真知灼见。

　　确实，6年的东京岁月，既使宋教仁开拓了视野，了解了世界，也从日本本身获得了许多鼓舞和警醒，使他后来成了近代中国宪政民主思想的先驱，同时对近代日本的对华图谋，也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

　　从这一点而言，东京岁月对于宋的革命生涯，具有多重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