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城”之际议“生态”
辛亥革命网 2020-02-20 11:21 来源：辛亥革命网 作者：冯天瑜 查看：
武汉1月23日“封城”前后期间，围绕生态问题，翻阅中外相关篇什，以之观照现实，集中到一点便是——生态危机是人类面临的紧迫问题。
“封城”之际议“生态”
冯天瑜
冯天瑜先生考察盘龙城遗址·刘建林摄2009年
余自1980年开始研习文化史，文化生态是40年来始终关注的要处。拙作《中华文化史》（1990）上篇专论此题，《文明的可持续发展之道》（1999）、《中国文化生成史》（2013）再作探讨，却皆言未尽意，遂有近两年病中续撰《中华文化生态论》。庚子岁首，出版社送来小书校样，余阅改之际，恰逢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肆虐武汉、湖北、全囯乃至外域，令吾辈对生态问题的重要性、严峻性平添切肤感受。
《中国文化生成史》冯天瑜著 书影
武汉1月23日“封城”前后的一个多月期间，“宅”在家里，围绕生态问题，翻阅中外相关篇什，如《老子》《墨子》《周易》《荀子》《周礼》《礼记》《正蒙》《西铭》及《地球袓国》《敬畏生命》《罗马俱乐部决断力》《只有一个地球》《转折点》等等，以之观照现实，心绪万端，集中到一点便是——生态危机是人类面临的紧迫问题，切关全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公共卫生防疫系统的建立和完善，必须上升到国家乃至全球战略层面，涉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舆情信息诸多层面。“生态”不仅指涉人与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的关系问题，同时也切入经济活动和社会结构，包含“天人”和“人文”两大系统。这两大系统综汇而成的“文化生态”的历史演绎，正是定稿中的拙著所要探究的范域。
“生态”的汉语传统义，是生动意态，而现代所用“生态”一词是外来语，源于希腊文，意谓居所、栖息地。19世纪60年代进化论者海克尔等创立生态学，探讨有机体与环境的相互关系。20世纪中叶文化人类学家斯图尔德又引伸为人类与生态环境相互关系的科学，从人——自然——经济——社会——文化的变量关系作研究，这便是文化生态学。
吾国作此一学科研究是晚近之事，但中华先贤很早就对人与环境的相互关系阐发睿智之论，可视作“生态先见”。现在余谈谈中华文化传统中的生态先见，以作当下借鉴。
（一）先民有“居楚而楚，居夏而夏”（《荀子·儒效》）一类环境决定人性的观点。
（二）有“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周易·系辞》）的全方位审视生态环境的哲思。
（三）有珍惜自然资源之论，如墨家少耗资源的“节用”观；道家“去甚，去奢，去泰”，反对暴殄天物的警告。
（四）在社会实践中，各朝设置虞、衡等环境保护机构，周代有山虞、泽虞，川衡、林衡等职官，负责制定保护山林、河泽的法规，并巡视林麓，严禁滥砍滥伐。
（五）维护动植物可持续发展。《礼记》载“天子不合围，诸侯不掩群”，田猎时须网开一面，给野兽留条生路，以传后代。《国语》载，贤臣里革反对鲁宣公在春夏鳥兽孵卵怀孕时捕杀。《孟子》有“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的名论。还有人建议渔网孔大，让幼小者逃生，反对一网打尽、竭泽而渔。
要求人类放弃中心意识，是过高标准，而收敛侵占自然物欲望的“弱人类中心主义”，先民便有此种睿智，值得今人学习。
《中华元典精神》冯天瑜著 书影
有哲人更从形上层面作生态议论。荀子谓：“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舍其所以参，而愿其参，则惑矣！”（《荀子·天论》）人们熟知荀子的“人定胜天”之说，但不要误解，荀卿并非以为人可以任意摆布自然，而是主张人与天地配合，如果与天地争职分，就是犯糊涂。
《易传》把天地人并称“三才”，天人协调是理想境界。《淮南子》讲：“禹决江疏河以为天下兴利，而不能使水西流；稷辟土垦草，以为百姓力农，然不能使禾冬生，岂其人事不至哉？其势不可也。”北魏农学家贾思勰说：“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返道，劳而无获。”（《齐民要术·种谷第三》）这种人事不违天地规律、顺应自然使用人力的思想，乃关于天人关系、人地关系的远见。
《易传》把天地人并称“三才”，天人协调是理想境界。《淮南子》讲：“禹决江疏河以为天下兴利，而不能使水西流；稷辟土垦草，以为百姓力农，然不能使禾冬生，岂其人事不至哉？其势不可也。”北魏农学家贾思勰说：“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返道，劳而无获。”（《齐民要术·种谷第三》）这种人事不违天地规律、顺应自然使用人力的思想，乃关于天人关系、人地关系的远见。
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二十五章》），此语中之“自然”，或解为形容词，“自”指本身，“然”指如此，合指本然如此。“自然”又解为名词，指物理性的大自然。故任继愈先生曾先后称老子唯心论与唯物论。而余以为，“道法自然”无论作哪一解释，都包含天地人皆以自然为归依、为原本之义，自然是宇宙的最高范畴，是宇宙本身，此为千古卓绝之论。
人类必须顺从自然，而不可违逆自然。反对逆天而行，主张天人一体，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旨。
天行健 冯天瑜书
如果把人创造的文化比喻为一株参天大树，是自然提供了大树赖以生长的阳光、雨露和土壤。对此当念兹在兹。
然而，吾辈所生时代往往背离此道。工业革命以来的三百年，“征服自然”衍为主流意识，物本主义压过人本主义，更蔑视自然生机主义，“人类中心主义”得到病态扩张。当下迈入后工业文明的信息化时代，物本主义的工具理性更趋发达，掌握了核裂变、人工智能、生物工程等尖端技术的今人，似乎可以得心应手地“改造自然”，但“人类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自然辩证法》）如果背弃自然法则，违背生命伦理，包括生物工程在内的科技创造，必招致自然铁腕的回敬。
以下论说决非无端危言：地球上产生过千万计物种，唯有人类，特别是创制核武器和生物工程技术的人类，已经具备毁灭地球上生灵（包括人自身）的能力。卡普拉在《转折点》中说：“我们第一次被迫面临着人类和地球上所有生命灭绝这样一场确确实实的威胁。”这种威胁，并非来自毒蛇猛兽、地震火山，也不是天然病毒，而可能是自以为超越自然、左右自然的愚妄之人的逆天而行。
这是当下人类必须时刻自警的。而我们的生路是存在的，这便是——遵从自然法则，在社会活动中限抑物本倾向，复归人本精神和道法自然。理性的人类应当深怀敬畏——敬畏自然，敬畏生命，效法自然，善待自然，实现人与自然和谐，人与人和谐。视万物为友朋，引人类为同胞。此即宋人张载所言:“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西铭》）执此之念，人类方有远大前程（借用狄更斯小说名），张载《正蒙》又云：“和则可大，乐则可久，天地之性，久大而已矣。”诚哉斯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