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民族复兴思想的国际视野

　　孙中山先生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他为当时中国的积贫积弱痛心疾首，第一个响亮喊出“振兴中华”的口号，发出了中华民族复兴思想的先声；又躬行践履，为振兴中华民族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开启了中华民族复兴历程的闸门。他也是一位有着深厚世界情怀的历史伟人，他将为民族谋复兴与为世界谋大同结合起来，其对中华民族复兴思想的思考与对中华民族复兴道路的探索，始终立足于从国际化视角去权衡，置身于“适乎世界之潮流”去谋划，放眼于实现“世界大同”去奋斗，阐述了“恢复到头一个地位”的目标定位、“取法西人之文明而用之”的实现路径、“对世界负一个大责任”的全球使命，展现了宏阔的世界视野与深远的人类情怀。

　　“恢复到头一个地位”——确立中华民族复兴的国际标准

　　从国际视角看，“民族复兴”是指恢复中华民族的国际地位，使中国的综合国力恢复到古代盛世之时的世界领先地位，使中国走近、回到世界舞台中央。孙中山所呼唤的民族复兴，正是要使已经跌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恢复往昔曾有过的“东方首出之邦”“世界中的独强”的国际地位、国际影响力。他回顾了古老中国曾有的辉煌，分析了近代中国国际地位的一落千丈，表达了“恢复民族固有的地位”、使中国重新处于世界前列的愿望。他对往昔强盛、近世衰弱与未来复兴的描述，反映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所发生的变化。

　　孙中山以自豪的心情谈到古老中国的昔日辉煌。他在1913年初的演说中指出，“吾中华民国，为世界最伟大之国”，只是近世落后了，“中国此次之革命，就是恢复数千年历史上之文明”。（《孙中山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5页。）他在1917-1919年写成的《建国方略》中指出：“中国为世界最古之国，承数千年文化，为东方首出之邦。未与欧美通市之前，中国在亚洲之地位，向无有与之匹敌者。”（《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24页）他晚年在《民族主义》演讲中指出：“中国从前是很强盛很文明的国家，在世界中是头一个强国，所处的地位比现在的列强像英国、美国、法国、日本还要高得多。”（《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42页）

　　孙中山为近代中国陷于积贫积弱而痛心疾首。他在1894年11月的《兴中会章程》痛陈“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他在《民族主义》演讲中指出：“虽有四万万人结合成一个中国，实在是一片散沙，弄到今日，是世界最贫弱的国家，处国际中最低下的地位。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的地位在此时最为危险。”他认为中国的国际地位比“半殖民地”还要“更低一等”，“中国人从前只知道是半殖民地，便以为很耻辱，殊不知实在的地位，还要低过高丽、安南，故我们不能说是半殖民地，应该叫做次殖民地”。（《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88-189、202页）

　　孙中山呼唤恢复中华民族在国际上的领先地位，使中国重新发展成为世界领先、与列强并驾齐驱的大国强国。他立足于国际视野，提出了建设最富强、最先进、最文明的国家，“使中国为世界第一”的目标定位，有诸如“凌驾全球”“最大的强国”“第一等强国”“头等大国”“与世界列强并驾齐驱”“驾乎各国之上”“驾乎列强之上”“全球第一之强国”“为世界之冠”“恢复到头一个地位”等各种说法。他在1905年发表的《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的演说》中表示“将来我中国的国力能凌驾全球，也是不可预料的”，要求“建头一等民主大共和国，以执全球的牛耳”。（《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79页）民国成立以后，孙中山对恢复中华民族世界领先的国际地位，更是充满信心。1912年8月29日，他在演说中表示“必使中华民国立于地球上为莫大之强国而后快”，希望同胞共同努力使“中华民国为最富最强之国”“地球上最有名、最富强之国”。（《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20-422页）同年9月3日，他在演说中称“所望者以后五大民族，同心协力，共策国家之进行，使中国进于世界第一文明大国”。（《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39页）1924年，他在《民族主义》的讲演中指出，“今天要恢复民族的地位”，经过努力“中国便可以恢复到头一个地位”。（《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53页。）

　　在孙中山看来，成为“第一等强国”，达成“恢复到头一个地位”的民族复兴目标，可以在“最速时间”内实现。他提出了媲美欧洲、追赶美国、后来居上的时间表，如在1905年日本留学生欢迎会上的讲演中满怀豪情地说：“十年、二十年之后不难举西人之文明而尽有之，即或胜之焉，亦非不可能之事也”，“日本维新须经营三十余年，我们中国不过二十年就可以”。（《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80、283页）民国元年，他更乐观地预期“十年后当可为世界第一强国”“不出十年八年，必成一至强极盛之国”“十年后未尝不可成为极富之国”。

　　“取那善果，避那恶果”——中华民族复兴的实现路径

　　孙中山对实现民族复兴途径的探索，具有宽广高远的世界眼光与国际意识。他强调实行开放主义是实现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认为只有走向世界，才能让中华民族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只有充分吸取人类文明成果，才能使中华民族再次对人类社会做出重要贡献。他认识到中国应该全面学习西方先进文明，但也敏锐地感觉到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存在严重的弊端，“须要取那善果，避那恶果”，不能照搬西方模式。

　　孙中山充分认识到了闭关锁国必然导致国家贫弱、对外开放才能实现民族复兴，他一再强调了实行“开放主义”，主张全面借鉴西方文明。他在1894年的《上李鸿章书》中，提出通过“步武泰西，参行新法”，实现“架欧洲而上之”。稍后他又强调“必须使我们的国家对欧洲文明采取开放态度”、必须“取法西人之文明而用之”。民国初年，他正式提出了“开放主义”“开放门户主义”，称“仆之意最好行开放主义，将条约修正，将治外法权收回，中国有主权，则无论何国之债皆可借，即外人之投资亦所不禁”。（《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40页）又说：“以前事事不能进步，均由排外自大之故。今欲急求发达，则不得不持开放主义”。（《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81页）他所主张的开放主义是一种全地域、全领域、全方位的开放，是要全面学习西方文明成果。开放的地域是全中国，“将来共和国成立之后，当将中国内地全行开放”。（《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60页）开放的领域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经济上“要采用欧洲的生产方式”，政治上要“取欧美之民主以为模范”，思想文化上要“吸收世界之文化而光大之”。开放的内容包括全面利用外资、外智、外国先进技术、外国管理经验等，提出“我无资本，利用外资”、“我无外国人才，利用外国人才”“我无良好方法，利用外人方法”。（《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59页）

　　孙中山对民族复兴实现路径的选择，是建立在对西方文明进行深刻反思的基础上的。他发现西方文明并非尽善尽美，“欧美各国，善果被富人享尽，贫民反食恶果，总由少数人把持文明幸福，故成此不平等的世界”。(《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326-327页)鉴于欧美各国出现“社会革命其将不远”的严重社会危机，孙中山觉得不能沿着欧美国家的老路走下去，他希望“睹其祸害于未萌，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89页）他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提出了民生主义，尤其是在晚年提出了“耕者有其田”与“节制资本”的主张，还认为“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355页）

　　“担任世界大同之责任”——中华民族复兴使整个人类共享更为光明的前景

　　孙中山有着宏阔的人类情怀，他既关心中国命运，也关心世界命运；既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也致力于推动人类共同进步；既希望在中国实现“大同”，也希望在世界实现“大同”。他强调中国的发展、中华民族的觉醒有利于世界，有利于人类社会。针对外国人士有关中华民族觉醒、发展“将会酿成真正‘黄祸’”的说法，他指出：中国人的本性就是一个勤劳的、和平的、守法的民族，而绝不是好侵略的种族，深信中国复兴将给人类社会带来“福音”，指出“一旦我们革新中国的伟大目标得以完成，不但在我们的美丽的国家将会出现新纪元的曙光，整个人类也将得以共享更为光明的前景。普遍和平必将随中国的新生接踵而至，一个从来也梦想不到的宏伟场面,将要向文明世界的社会经济活动而敞开”。（《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55页）

　　孙中山从不同角度谈到了中华民族对于世界和平、对于世界经济、对于人类文化、对于世界大同，应尽的责任、应发挥的作用。

　　对于世界和平的贡献。1912年1月5日，孙中山在《对外宣言书》中表示：“吾中华民族和平守法，根于天性，非出于自卫之不得已，决不肯轻启战争。”（《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8-11页）他在《民族主义》演讲中指出，热爱和平是中国的传统道德之一，不但要保存，还要发扬光大，强调中国不走列强以强凌弱的老路，声称“中国如果强盛起来，我们不但要恢复民族的地位，还要对世界负一个大责任”，“我们要先决定一种政策，济弱扶倾才是尽我们民族的天职”。（《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53页）

　　对于世界经济的贡献。孙中山强调，中国的发展有利于中国，有利于外国，有利于世界，可促进“中外利益均沾”。他指出：中国当时虽处于赤贫状态，对世界经济贡献不大，但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劳动力成本低廉，市场潜力巨大，具有发展经济、发展实业的有利条件，中国经济一旦发展起来，对世界经济将是巨大的贡献，“中国不特可为各国余货消纳之地，实可为吸收经济之大洋海，凡诸工业国其资本有余者，中国能尽数吸收之”，“此四万万人之中国一旦发达工商，以经济的眼光视之，何啻新辟一世界？而参与此开发之役者，亦必获超越寻常之利益，可无疑也。”（《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52页）针对国外有关中国经济发展了会导致“抢饭碗”之类的说法，孙中山进行了回应：“中国果能日臻发达，则全世界之境况均可借以进步”。（《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53页）

　　对于人类文化的贡献。古代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是唯一未曾中断的古典文明。到了近代，中国文化落伍了。随着中华民族从衰落走向复兴，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华传统思想将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他认为近代中国落后主要是在物质文明上，至于心性文明，至于讲到政治、哲学的真谛，中国并不比西方差。中国人之心性理想、中国文化的道德精神，是人类文明的宝库之一。在孙中山看来，西方文明中一些时髦的新思想、新文化，已蕴涵在中国的旧学说里，如他把中国古代的大同理想与共产主义等同起来，称“人民对于国家不只是共产，一切事权都是要共的，这才是真正的民生主义，就是孔子所希望之大同世界”。（《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30、394页）他相信，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对于西方、对于世界、对于人类文明仍有其借鉴意义，中国文化将会在世界上产生愈来愈大的影响。

　　对于世界大同的贡献。孙中山思想深邃，目光远大，既谋中国，也谋世界；既谋当下，也谋未来，形成了其富有前瞻性的大同主义，“世界大同”即为其未来世界秩序的设想。他经常书写“大同”“博爱”“天下为公”等词，多次阐释了世界大同的思想。他早在1904年已与革命党人述及“世界大同主义”。他在1912年1月1日的《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指出：“与我友邦益曾睦谊，持和平主义，将使中国见重于国际社会，且将使世界趋于大同。”（《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2页）他主张发挥中国在实现世界大同中的巨大作用，“主张和平，主张大同，使地球上人类最大之幸福，由中国人保障之；最光荣之伟绩，由中国人建树之；不止维持一族一国之利益，并维持全世界人人类之利益焉。”（《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39-440）他在1913年2月面向东京中国留学生的演说中指出：“今日学生诸君，不但须担任亚东和平之责任，并要担任世界大同之责任。”（《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27页）他在1924年的《民族主义》演讲中指出：“用固有的道德和平做基础，去统一世界，成一个大同之治，这便是我们四万万人的大责任。”（《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53-254页）

　　（作者系鲁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