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经济思想的几个要点(2)

　　1988年，党中央酝酿更大幅度的价格和工资改革，总体思路是在5年时间里，每年价格上涨10%，人均收入增加11%—14%，以期初步理顺价格关系。陈云对此明确表示不赞成，他同中央有关领导同志谈话时说：“物价上涨后不拿工资的农民怎么办。”“理顺价格在你们有生之年理不顺，财政补贴取消不了。”当时的中央主要负责人听不进去这个话，坚持认为“物价这一关非过不可”。后来，中央政治局会议原则通过的物价改革方案一经公布，果然引起居民恐慌，出现全国性抢购和提款风潮，物价指数猛涨20%多，迫使国务院发出紧急通知，表示银行将开办保值储蓄。然而，这一切都晚了，事情已经闹大。“八九”政治风波过后，陈云对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姚依林说：“动乱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物价上涨，影响面大，不仅在城市，而且波及农村。”他在同刚担任党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谈话时再次指出：“国家财政补贴取消不了。暗补、明补，都是补贴。在我国，还是低工资、高就业、加补贴的办法好。这是保持社会安定的一项基本国策。即使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对某些产品也是实行补贴的。当然，通过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可以逐步减少一些不合理的补贴，例如某些企业的亏损补贴，但要从根本上取消补贴是不可能的。”

　　二、经济建设高速度要建立在按比例发展和高质量高效益基础之上

　　从历史的长过程和最终结果看，经济建设速度到底是按比例平稳发展更快，还是不顾比例而只讲速度更快？是重质量、效益更快，还是轻质量、效益而只重速度更快？对此，在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都存在不同认识。陈云一向持第一种主张，他反复强调：“从长期来看，国民经济能做到按比例发展就是最快的速度。”“搞建设，真正脚踏实地、按部就班地搞下去就快，急于求成反而慢，这是多年来的经验教训。”

　　有人做过统计，新中国成立至21世纪初，经济增长发生过10次起落，其中改革开放之前有3次，改革开放之后有7次，有的起落幅度还很大。其原因都在于只求高速度而忽视按比例发展。可见，陈云关于经济平稳发展比急于求成发展要快的观点，无论在计划经济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都是有意义的。其实，即使在实行自由市场经济的西方国家，也有主张经济均衡发展、防止周期波动的学说。而且，凡与我国经济有联系的国家、地区和跨国公司，都十分关注我国经济发展的预期，既担心抑制过热降低需求，也担心持续过热导致泡沫。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世界经济与中国联系越广泛越紧密，人们就越希望中国经济能够平稳发展。

　　陈云指出：“按比例发展的法则是必须遵守的，但各生产部门之间的具体比例，在各个国家，甚至一个国家的各个时期，都不会是相同的。……究竟几比几才是对的，很难说。唯一的办法只有看是否平衡。合比例就是平衡的；平衡了，大体上也会是合比例的。”他说：“这一思想来之于马克思。”“在社会主义革命还没有在一个国家胜利以前，马克思就设想过社会主义经济将是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这个理论是完全正确的。”

　　现在我们认识到，马克思当初设想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充分发展基础上所建立的，而现实生活中的社会主义社会大都是在资本主义还没有得到充分发展或发展很不充分的情况下建立的。因此，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对于像我们这样的国家来说，除了特殊时期，比如要集中力量突击奠定工业化基础的时期有其合理性外，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是超过生产力水平的。但是，无论实行哪种经济体制，经济运行都必须按比例发展。正如陈云所说：“按比例是客观规律。”他还说过：“资本主义在盲目中依靠自然调节，能够相当地按比例发展，而我们说要按比例发展是从长时间算的，在短时间内，只是力求建设与消费、重工业与轻工业之间不要脱节太远，实质上并不是按比例的发展。”可见，无论使用计划手段还是市场手段，经济凡是向前发展的，都是因为做到了按比例发展。

　　为了使经济按比例发展，通过长期实践，陈云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其中有些方法，即使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仍然适用。比如，前面已经说到的遵守“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的原则。他说：“建设规模的大小必须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适应还是不适应，这是经济稳定或不稳定的界限。……建设的规模超过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就是冒了，就会出现经济混乱；两者合适，经济就稳定。当然，如果保守了，妨碍了建设应有的速度也不好。但是，纠正保守比纠正冒进要容易些。”今天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情况和那时比有了很大不同，平衡建设规模与国力、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不能再只计算政府手中的钱和物，只控制政府的投资，还要看到国际和社会的投资，以及国际市场的资源。但是，无论国外投资还是社会投资，只要是扩大基本建设规模，对土地、水、石油、矿藏等资源仍然需要平衡。有些资源国内不够可以进口，但国际市场也存在种种制约因素。因此，制定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仍然需要考虑与国力相适应的问题。

　　再如，“平衡要从短线开始”的方法。陈云领导第一次经济调整时，对此前几年由于急于求成而造成重大比例关系失调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深刻总结，对于如何进行综合平衡的问题讲了两条意见：一是从制定计划时就要搞综合平衡，不要做计划时不按比例，执行中出现问题时再来纠正；二是要按照短线搞综合平衡，不要按长线搞平衡，否则弄得建设项目长期拖延，工厂半成品大量积压，会造成严重浪费。他说：“按短线搞综合平衡，才能有真正的综合平衡。所谓按短线平衡，就是当年能够生产的东西，加上动用必要的库存，再加上切实可靠的进口，使供求相适应。”改革开放后，他又按照“短线平衡”的原则，提出国家要集中资金，加强国民经济中的薄弱环节，如农业、能源、交通、科技教育、环境保护、知识分子生活待遇等。

　　这里说的“短线平衡”，当然是针对计划工作而言的。有人喜欢使用西方经济学的“木桶定律”，而摒弃“短线平衡”的原理。其实，两者的意思是一样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对于经济中的许多重大比例，如三次产业之间、各产业内部的门类之间、产品之间、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结构，仍然需要找出薄弱环节并加以平衡。在这个过程中，用“木桶定律”和“短线平衡”的原理指导都可以，但“短线平衡”是中国人自己通过实践总结出来的，更应当用作我们的指导原则。

　　在经济要不要平衡发展的问题上，过去还有一种理论，叫“积极平衡”，是说不应当消极维护旧平衡，而应当积极打破旧平衡，寻找新平衡。陈云不同意这个理论，提出“紧张平衡”的主张。他说：“究竟什么是积极平衡，什么是消极平衡，认识是不同的。”在制定“一五”计划时，他说：“我国因为经济落后，要在短时期内赶上去，因此，计划中的平衡是一种紧张的平衡。……样样宽裕的平衡是不会有的，齐头并进是进不快的。但紧张决不能搞到平衡破裂的程度。”后来，在“一五”建设末期，他又重申这一观点，指出：“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必须兼顾，必须平衡。看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这种平衡大体上是个比较紧张的平衡。建设也宽裕，民生也宽裕，我看比较困难。”“但是，绝不能紧张到使平衡破裂。”

　　针对粉碎“四人帮”后一度掀起的“新跃进”，陈云提出了“不折腾”的观点。他说：“人民向往四个现代化，要求经济有较快的发展。但他们又要求不要再折腾，在不再折腾的条件下有较快的发展速度。我们应该探索在这种条件下的发展速度。”那时，钢的指标定得比较高，陈云主持经济调整时，主张把指标压下来。他指出：“过去说，指标上去是马克思主义，指标下来是修正主义，这个说法不对。踏步也可能是马克思主义。”“单纯突出钢，这一点，我们犯过错误，证明不能持久。……共产党员谁不想多搞一点钢？过去似乎我是专门主张少搞钢的，而且似乎愈少愈好。哪有这样的事！我是共产党员，也希望多搞一点钢。问题是搞得到搞不到。”“我不光看你那个数目字，钢要好钢，品种要全。”“冶金部要把重点放在钢铁的质量、品种上，真正把质量、品种搞上去。”

　　在钢铁产量与质量问题上，陈云一向更重视质量。他在第一次经济调整期间查阅了几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和苏联历年钢产量的统计资料，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这些国家在钢产量500万吨到1000万吨之间，用的时间都很长，而且都是在这时期成了帝国主义国家；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时，钢产量还不到700万吨；苏联也是在这个水平上成为工业强国。就是说，它们都是在这个产量上，做到各种工业门类比较齐全，把工业基础打下来的。因此，他说：“根据历史经验，我们应该从现在开始，争取在一定的时间内，使工业产品品种齐全，质量良好，技术先进，适应需要。有了这样一个基础，再前进就比较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