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教育思想刍议

　　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伟大的先行者，他的教育思想虽没有以专著的形式呈现，但仍可以从众多的文献中钩稽出来。

　　鉴于清政府的窳败和科举考试的弊端，香港西医书院毕业不久，24岁的孙中山在1890年《致郑藻如书》中首次提出了人才观的重要教育思想。首先，他认为人才的盛衰决定了国家的强大和风俗的醇良。如他所言：“远观历代，横览九洲，人才之盛衰，风俗之淳靡，实关教化。”其次，他认为人才的盛衰取决于学校的多寡。“教之有道，则人才济济，风俗丕丕，而国以强；否则反此。”再次，孙中山认为中国人才匮乏和国家贫弱是由于古代庠序失教导致的。“呜呼！今天天下之失教亦久矣，古之庠序无闻焉，综人数而核之，不识丁者十有七八，妇女识字者百中无一。此人才安得不乏，风俗安得不颓，国家安得不弱？”最后，他认为国家强大起来唯一之途就是广设学校。他说：“此所谓弃天生之材而自安于弱，虽多置铁甲、广购军装，亦莫能强也；必也多设学校，使天下无不学之人，无不学之地。则智者不致失学而嬉；而愚者亦赖学以知理，不致流于颓悍；妇孺亦晓诗书。如是，则人才安得不盛，风俗安得不良，国家安得不强哉”。孙中山的教育思想主要有包括三项内容：重视教育、改革教育和普及教育。

　　高度重视教育事业

　　孙中山从中国的知行哲学和朴素的唯物主义出发，重点阐发了教育在人类的认识过程和知识继承上的重要作用，指出了人的知识是经过后天学习得来的，因而教育在人的知识形成与传授中就具有重大的作用。1894年，孙中山在《上李鸿章书》中就把“人能尽其才”列为中国“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的首位，而“人能尽其才”的基础，则在“教养有道”。他说：“夫人不能生而知，必待学而后知，人不能皆好学，必待教而后学，故作之君，作之师，所以教养之也。”并指出人类智力不分聪明与愚笨，财富上不分富贵与贫贱，性别上不分男女，都必须接受教育。“庠序学校遍布国中，人无贵贱皆奋于学。凡天地万物之理，人生日用之事，皆列于学之中，使通国之人童而习之，各就性质之所近而肆力焉。”国家才能化贫为富，转弱为强。“故教养有道，则天无枉生之才；鼓励以方，则野无郁抑之士；任使得法，则朝无幸进之徒。斯三者不失其序，则人能尽其才矣；人既尽其才，则百事俱举；百事举矣，则富强不足不谋也。”

　　不仅如此，中国民主革命和国家发展需要也亟须教育事业的大发展。他在《革命成功全赖宣传主义》中说：“革命成功极快的方法，宣传要用九成，武力只可用一成”，而“教育便是宣传”。孙中山认为，要取得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首先要抓教育。他说：“即使在革命成功以后，进行民主政治制度与经济建设时，更离不开教育，离不开对一代代青少年的培养训导”。孙中山认为，中国贫弱的原因，在于教育与实业的不发达。在1912年《上海机器公会成立大会的演说》中，孙中山先生明确指出：“现在中国在地球上为一最贫弱之国，皆因教育、实业两不发达以致于此。”正是基于对教育重要性的认识，孙中山1912年4月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后，准备亲自投身到教育事业当中，“专从事扩张教育、振兴实业，以立民国国家百年根本之大计”。

　　全面改良教育

　　孙中山揭示封建教育的弊端，建立资产阶级新教育。首先，孙中山明确指出旧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培养效忠于封建统治者的官老爷。因为封建专制时代，“一般士子求学之心思，皆以利权为目的，及目的达到，由是用其知识剥害民权，助桀为虐。是学问反为贼民贼国之根由”。其次，指出旧教育崇尚“弃艺尚文”“士人当束发受书后，所谓习者不外于四书五经及其笺注文字”。这种教育是“国势所以衰，而民事所以不进”的重要原因，也是“阻碍我们在智力方面和物质方面的发展”的重要桎梏，使人民陷于“穷苦愚昧”的境地。最后，孙中山批评封建教育方法上的“死读死记”，抨击考试腐败问题，“现在由有学问而诡诈的老师冒充‘学生’下场顶替考试，已经全然不是什么不平常的事了。”孙中山批判了封建教育内容、教育方法和教育目的，为其提出资产阶级的教育思想奠定了基础。

　　在教育目的上，为了培养革命与建设的有用人才，民国新教育是为了为国家造就建设人才。孙中山说：“今国命既革，诸君求学之心思，亦宜更改。”共和民国，首重民权，诸君“于学问一途，尚当改良宗旨，着眼于文明，使中国学问与欧美并驾，则政治、实业自有天然之进化，将来中华民国庶可与世界各国同享和平”，并提出学生当以“用其学问，为平民谋幸福，为国家图富强”作为求学方针，而不应“为一己攘利权”。“做人的最大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要知道怎么样爱国，怎么样可以管理国家。”可见，孙中山提倡新教育的重要使命是把受教育者培养成爱国者，培养成能够当家作主、管理国家事务的人。

　　在教育内容上，强调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自然科学与物质文明，他认为：“外国人的长处是科学”，中国人应当“迎头去学”。不仅要学习西方的“语言文字”“政治礼俗”“天算地舆”“格物化学”等各种学问，而且更要注意探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富国强兵之道，化民成俗之规”。在具体内容上，按照培养目标，设置不同专业，做到学以致用，使文官“其途必由仕学院”，武官“其途必由武学堂”，“文学渊博者为士师，农学熟悉者为农长，工程达练者为监工”。在人格培育上，特别重视学生的德智体全面发展，强调“必须要全国人民都有体育、智育、德育的人格才好。”强调国民教育的内容，应该包括思想品德教育、科学教育、军事教育等各方面。他曾经说：“我们要人类进步，是在造就高尚人格，就应减少兽性，增多人性。”另外，他还主张把生产劳动作为教育内容，“当注意双手万能，力求实用。”以培养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

　　在教育方法上，孙中山极力反对死记硬背、崇尚经典、脱离实际的传统教学方法，他说：“宇宙间的道理，都是先有了事实，然后才发生言论，并不是先有言论，然后才发生事实。”所以，在教学中“要研究宇宙间的道理，须要先靠事实，不可专靠学者的言论。”孙中山提出了公平教育、因材施教的教育思想。1912年8月，《在北京湖广会馆学界欢迎会的演说》中他指出：“我国四万万同胞，智愚不一。”“尽其聪明才力各分专科，即资质不能受高等教育者，亦按其性之所近，授以农工商技艺，使有独立谋生之材。卒业以后，分送各处服务，以尽其能。”在学习方法上，他主张读书要和对客观事物的考察实验结合起来，要通过对观察所得加以分析研究来得出正确的结论。进而，他要求学生不要满足于照搬别人的经验，而应当从“考察”“事实”“实验”中求得知识，求得进步。

　　主张普及教育

　　孙中山认为教育不是少数人的事，而必须普及到每个公民。每个人都应该成为合格公民和国家的主人翁。因此，普及教育、公平教育和平等教育乃是国家的重要任务。他在《学生要立志做大事不可做官》一文中提出：“现在民国人民受教育，是大家都要有平等机会的。”他主张：“多设学校，使天下无不学之人，无不学之地。”他认为普及教育不分男女，尤其注重对女子的教育。早在1890年他就慨叹：“今天下之失教亦已久……不识丁者十有七八，妇女识字者百中无一。”认为只有提倡女子教育，使女界知识普及，始可与男子平权，“女界平权，然后养成真共和民国”。为了推广普及教育，他认为普及教育不分长幼，尤其重视对贫苦儿童的教育。他主张“无论贫富，凡是十岁以下的儿童，都要给他们教育。”主张对极其贫苦者应该给予公费就读，在他的《社会主义之派别及方法》一文中，他说：“凡为社会之人，无论贫贱，皆可入公共学校，不特不取学膳等费，即衣履书籍，公家任其费用。”他认为普及教育不分民族，尤其重视少数民族的教育。指出把教育普及到少数民族，是使他们成为“共和国之主人翁”的必要措施。在他所订的《地方自治开始实行法》中明确规定为：“凡在自治区域之少年男女，皆有受教育之权利。学费、书籍，以及学童之衣食，当由公家供给。学校之等级，由幼稚园，而小学、中学，当陆续按级而登，而至大学而后已。教育少年之外，当设公共讲堂、书库、夜校，为年长者养育知识之所。”

　　结语

　　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卓越政治家、思想家，孙中山阐述了有关教育的诸多问题，形成为丰富而完整的教育思想，指导了民国时期的教育决策。孙中山先生的教育思想，是他留给中国人民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如他希望中国的年轻一代一定要有担当意识，要用自己的人格和心力作为整个社会的栋梁。在他看来，凡立志治国平天下的人，不能只想到自己的个人发展，而是要引导人民，造福国家。虽然他在很多场合讲“立志”，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就知识领域而言的，但是其“立志”主张的精神实质则又是在政治领域和道德领域，首要的是“人格的改良”。他主张，教育家必须是政治家。因为“政治是促人群进化之唯一工具，故教育家当为政治教育家。”教育家“处先知先觉的地位”，应当“指导人民谈政治。”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因革命宣传的需要，孙中山主张教育家谈政治无疑具有某种历史的合理性。

　　孙中山是集政治家、革命家与教育思想家于一身的先行者。在自己的实践中，孙中山形成的一套改革封建主义教育、发展资本主义教育的思想，是他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教育改革主张对中华民国的教育改革与进步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面对新时代的竞争与挑战，普及基础教育，振兴教育事业，批判旧教育，发展新教育，尊重知识和尊重人才，依然是中国人的时代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