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辛亥鼎革到中共革命：革命与建设的主从认识及其演进(2)

　　如果说以上所谈是北伐成功之后必须建设，而另一种主张则是革命还没有成功，应继续进行“革命的破坏”，为革命的建设开辟道路。蒋介石曾说北伐革命成功了，但又多次表示革命尚未成功。如1934年指出，吾国革命“迄今尚未成功”，国民革命第一期的工作已告一段落，以后为第二期国民革命，革命事业进入更为艰巨的阶段。1936年他又表示：“现在我们革命尚未成功，总理和一般同志同学所遗留下来的革命事业，还没有做了……务必赶上来负起第二期国民革命的使命。”在此认识之下，所谓“革命的破坏”又有两个方面：一是扫除官僚腐败，改革陈旧积习。持此主张者也称继承了孙中山的思想，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邵力子认为，北伐军事告终，但破坏工作尚未完成，官僚腐败、风俗恶习、鸦片流毒以及“心理”专制等都是影响建设的障碍，必须以破坏的精神消除阻力，否则建设就不易推行，革命就会失败。国民政府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谭熙鸿也指出，“应该下革命的决心，用革命的精神，打破各种困难，来挽救国家的危险”。尤其须以革命的手段，扫除腐败的积习。另外一个方面，则是新的更需要解决的问题，即消灭共产党。国民政府参事程天放指出，共产党革命的“成绩就是破坏，单纯的破坏”，只知破坏而不知建设，只拆屋而不建屋，不能叫革命。国民党是为了建设而破坏，是拆屋建屋，要进行建设就必须扑灭包括共产党在内的一切障碍。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秘书邓文仪也认为，共产党“种种反革命的宣传……助长暴乱”。应集中力量尽快剿灭“赤匪”，使社会稳定，国民生活得以改善。此为先决问题，先决问题解决了，建设才能彻底进行。

　　在建设实践上，国民政府颁布了不少经济法规，取得一定成效，但距离期望值仍甚遥远。

　　与国民党相反，共产党认为国民党背叛革命，“立即转向反革命路上”，自己成为唯一的革命党。1927年10月中共中央指出，“民众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之下，自己武装起来夺取政权，完成辛亥所开始的革命”。1928年又指出，国民党说革命成功、建设开始的话都是欺骗民众的，推翻国民党政权、建立工农兵贫民自己的政权才是真正的出路。不过关于革命与建设的关系，中共仍少有专门的阐述。如果说有所涉猎，仍主要是对革命目标或者说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关注较多。如1928年中共中央指出，中国革命现在阶段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国革命将来发展的道路为非资本主义的前途，亦就是社会主义的前途。1935年毛泽东也指出，中国革命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不是反对资本主义，但在将来，民主主义的革命必然要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其实，对于现时革命性质和未来社会前景的关系是有一定的纠结的。

　　随着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关于土地革命和经济建设等方面的政策措施也逐步施行。中共对革命与建设的关系，主要表述为建设须服务于战争。如毛泽东所言：“现在我们的一切工作，都应当为着革命战争的胜利……为着这一切，就需要进行经济方面的建设工作。”中共中央也指出：“我们的经济建设应该服从于革命战争的需要，并且在革命战争的胜利中找到许多困难问题的解决。”

　　第三个阶段，1937年至1945年全面抗战时期。

　　日本侵华将国共拉回到合作的轨道。两党都将对方既看作合作者，又是竞争者，合作是主流，斗争和磨擦也没有间断过，越到后期越是激烈。关于革命与建设的关系，都基本上延续了过去的思路，只是在革命问题上暂时淡化了革命与反革命的意识。

　　在国民党及其国统区政府一方，首先仍继续强调自己是革命者，认为抗日战争是一场革命。蒋介石做过多次表述，1938年指出：“这次战争实在是我们国民革命过程中所必经的阶段，我们抗战即是为继续完成我们的国民革命。”1940年又指出：“革命虽有几十年，而至今没有成功……如果我们再不努力，还有多少时间容许我们来革命？”在《三民主义初级课程·革命建设》中，编者王沉、董德涵认为，中国的革命，铲除了帝制推翻满清，是第一步；消灭军阀，1927年革命是第二步；抵抗外侮，七七抗战是第三步。国民党所理解的革命是抗击日本侵略的民族革命。

　　在民族革命战争中，如何理解革命与建设的关系呢？前引《三民主义初级课程·革命建设》基本上可以作为代表性表述：革命不能等同于流血革命，不是马克思的阶级斗争。拆房子是为了建新房，革命必须包含建设，革命脱离了建设性仅是革命的一半，甚至变为革命的反面。抗战是毁灭侵略者毒菌的巢穴，而建国则是建立三民主义新中国，以创造代替破坏才是真正的革命。1941年桂林《党义研究》杂志发表“本刊评论”也指出，革命的破坏是为了建设，只有建设才是革命大道。愈是努力建设，愈接近革命成功，建设的树立即是破坏的消灭。这一认识与此前几乎没有区别。除此之外，国民党还宣传建设服务于战争的关系。蒋介石就指出：“我们今后要完成抗战使命，得到最后胜利，不只在军事的胜负，而是以政治经济的建设工作如何，来决定我们抗战的前途。所以从今天起，我们同仁更应该从积极方面使精神物质都集中充实，政治经济和社会一切建设都能迅速发展。”事实上，国民政府在战时经济纲领的制订、经济行政机构的调整、经济法令的颁布等方面均对支持抗战起了一定的作用。

　　中共抗日根据地的扩展速度很快，远非苏区时期可比。关于革命以及革命与建设关系的论述比以前有所增加。首先，共产党也把抗日战争视为一场革命。毛泽东1937年指出：“中国的抗战是百年来未有的，它的性质是革命的。”1938年又指出：“现在的抗日战争，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新阶段，而且是最伟大、最活跃、最生动的一个新阶段。”其次，对现阶段革命性质和未来社会前景的关系也大体延续了以前的思路，但有了新的概括。1938年，毛泽东指出，我们现在干的是资产阶级性的民主主义的革命，还不应该破坏一般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制，要破坏的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建立一个人民民主的共和国，就是革命的三民主义的共和国，但中国将来一定要发展到社会主义去。1939、1940年进一步指出，现时的革命已不是旧式的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是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是为了终结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一个过渡的阶段。共产党人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是真正革命的新三民主义共和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成为中共革命性质和革命目标的经典表述。

　　对于具体的建设，共产党依然将此作为服务革命战争的基础。1938年，毛泽东指出：“经济建设一项乃是其他各项的中心，有了穿吃住用，什么都活跃了，都好办了。”1944年又指出，不搞经济，仗也没有办法打。政治、军事的确是第一的，但经济是基础。“一方面为着革命与战争事业的物质供给上的需要，一方面为着人民的需要，都必须从事经济建设的工作，不应该也不可能等候把全部敌人打平后才去进行建设工作。”事实上，根据地在减租减息、农村经济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第四个阶段，1945年至1949年国共决战时期。

　　日本投降，国共由合作转入新一轮互称反革命的决战。关于革命与建设的关系，国民党及其政府几乎乏善可陈，共产党进入展望未来的阶段。

　　国民党仍称自己是革命的，并到了革命的最后阶段。1946年，蒋介石指出：本党革命最后的敌人是中国共产党，到这个革命最后的阶段，要和敌人作殊死的战斗。打破反革命的组织，摧毁反革命的势力，来达实行三民主义的目的。到1949年6月，他承认国民党革命失败了，回顾了“民国成立以后，到今年民国三十八年为止，在这一段时间中，我们革命运动失败的经过”。对于革命与建设的关系，已很少见到蒋介石的言论。其他国民党要员偶有论及，但和以前变化不大，如国民党中央常委邓文仪指出，破坏是手段，建设是目的，革命的破坏与革命的建设工作须同时推进。革命的最后破坏工作，是消灭中共武装主力。革命大破坏亟待结束，革命大建设亟待开始，最终实现三民主义，建设新中国。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叶青也指出，革命由破坏始建设终，破坏与建设不能绝对分开，破坏为前半段，建设为后半段，前期破坏多于建设，后期建设多于破坏。武力革命是旧时代的革命，已经过去，现在中国已到革命的建设阶段。

　　尽管国民党仍然强调民生主义的经济建设，但实际上随着军事失败，已陷入全面崩溃危机之中。

　　如果说国民党自称革命到了最后阶段，而共产党则认为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1947年，毛泽东说由共产党领导的全国规模的革命高潮可能很快到来，由此拉开了国共决战的态势。对于革命与建设的关系，共产党仍较多地描画未来的国家和社会蓝图，简单说就是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新民主主义社会，并最终实现社会主义国家的目标。正如1947年毛泽东指出的，日本帝国主义被打倒后，要完成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新民主主义的改革，实现国家的统一和独立，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1949年又指出，在革命胜利以后，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当然，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之间仍充满着张力。

　　建设为革命战争服务的思想依然持续。1948年，毛泽东指出，必用一切努力恢复和发展老解放区的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才能保证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1949年他也指出，必须使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比1948年确实提高一步，以“保障对前线的支援工作”。随着解放区的迅速扩大，各方面建设的任务越来越重了。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宣告了战争时期中国革命史的结束，也降下了整个中国近代史的帷幕。然而，革命与建设的命题并未随之而去。毛泽东说：“过去的工作只不过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大考已至，历史考验了新中国。

　　注释从略。

　　作者简介：李金铮，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