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国民党“一大”宣言起草(2)

　　鲍罗廷还谈到，为纠正上述思想混乱和取得共识，在从上海回到在广州后，“由4人即胡汉民、廖仲恺、汪精卫和我组成的委员会，在瞿秋白的参加下，至少花费了15个小时”，来讨论这份“一大”宣言草案；这委员会内的汪、胡、廖三人，可视为是孙中山之代言人。在宣言草案的形成过程中，“瞿秋白同志把它从中文译成俄文，和从俄文译成中文，做了很多工作”，而鲍自己则注重做好以下三件事：一是他重新梳理宣言讨论稿，“至少把陈腐的毫无内容的空话抛掉了一半。其中对革命失败的原因作了比较充分的阐述，并说明了一些原则——这些原则表明该党正在努力成为国民革命党”。二是他在获悉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于11月28日通过的《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之后，及时地将其重新解释三民主义的内容，补入宣言之第二部分——其在忆及此事时谓：“共产国际关于应该怎样看待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的提纲，在一定程度上为这个文件奠定了基础”；“看来，我的全部工作都符合这些纲领的精神”。在此顺便要指出的是，知悉内情之加拉罕也对鲍的这些说法，予以证实和肯定。他在给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的一封信中说：宣言案第二部分“的民族主义，是按照共产国际声明（指共产国际的上述决议——引者）的精神解释的；……民权主义也以共产国际的同一项决议为自己的依据；至于民生主义，它也是以共产国际决议为依据的”。三是在宣言起草委员会讨（争）论有关问题时，鲍既尽量“说出了”问题，尤其是“对这些主义的看法”，同时又“仍力求达成一致意见，当然始终在争取尽可能多的一致”。他认为这种沟通工作十分必要而且有益。

　　此间，孙中山为了解“一大”宣言草案讨论之有关情况，有时也出席宣言起草委员会的会议。鲍罗廷为探知孙对某些问题之意见和见解，在一次有他参加的委员会上，特别就宣言案问题“作出声明”说：“中央委员会提出的行动纲领（即宣言稿）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阐述了1911年革命失败的原因，和这次失败以后直至目前的中国局势，并对来自各个党派和团体关于如何摆脱这种局面的建议，作出了应有的评述。第二部分对国民党的主义作出了解释，必须依据这些主义来制定党的纲领。行动纲领的第二部分简略地说明了中国的各阶级，以及各少数民族可以期待从国民党的胜利中得到什么。第二部分并不完全符合我们对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的理解，但是正如我已经不止一次地向您说的那样，应该考虑实际情况……经过长期热烈讨论之后，取得一致意见”。他同时又指出，仍“有四条不能说我们取得了一致意见，需要中央对这四条作出某种决定”，并分别对它们说了自己的看法。据鲍自称，他在该会上这样做的目的，是旨在“始终力求说服国民党人”，以“争取到我们能够得到的东西”。

　　孙中山在此次会上听过鲍之“声明”后有何反应，现尚未见到直接的有关史料。不过，从1924年2月加拉罕和鲍罗廷的分别追述中，我们可以看到苏俄和共产国际通过鲍的努力工作后，还是争取到了想得到的东西；也就是说，孙与鲍经过思想磨合后，最终接受了他在修订“一大”宣言草案稿时，所吸纳的共产国际关于重新解释三民主义文本之内容。加拉罕在给齐契林的报告中说：对于“按照共产国际声明的精神解释的”三民主义，“孙逸仙本人准备完全接受它；但他不希望在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发生分裂，当党还没有最终形成、还没有巩固的时候，他对决议本身作了些无关紧要、更多的文字上的让步”；“我现在要强调的是，正是国民党处于我们的影响之下，……驯服地接受了我们的指示和共产国际的决议。”而鲍罗廷在忆及此事时则谓：孙中山虽“曾对我抱怨说，党在国内的改组给国外的国民党人造成了困难的处境”，但他仍“同意（我）为国民党制定的革命纲领，迎合了我们”；“我过去和现在都致力于从内部施加压力的政策”，此办法“可以促使他们坚持提纲的精神，特别是在对待他们的主义，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的态度上，以及在对待工人阶级政党和经济组织的态度上，要坚持提纲的精神”。“国民党的行动纲领作出了把国民党的主义具体化的第一次尝试，在纲领问题上（除了关于没收土地和与苏联建立统一战线两条件），孙是同我们站在一起的。”由此可知，孙中山对“一大”宣言草案中所移植的共产国际关于重新解释三民主义之决议内容，作出了予以认可的正面反应。

　　正是在孙中山的支持下，宣言起草委员会内三方经过共同努力，最后“就整个行动纲领大体上达成了协议。据鲍罗廷称：“现在看起来，这个行动纲领像是任何国家社会主义者的行动纲领”；尽管它“对我们来说……并不完全令人满意”，但总算是“制定了一个对于中国国民革命来说，大体上可以接受的基础性文件”。他还强调说：“只是由于孙才得以实现一个相当不错的国民党革命行动纲领。”其在此指的文件与纲领，就是由汪精卫最后定稿，并呈送给孙中山审定的国民党“一大”宣言草案稿。

　　孙中山关心审议并支持通过了“一大”宣言案

　　孙中山在收到这个“一大”宣言草案后，不仅亲自“审定”了该案，而且还在国民党“一大”开幕式后，亲自“指定胡汉民、戴季陶、茅祖权、李守常、思克巴图、叶楚伧、王恒、黄季陆、于树德九人为宣言审查委员”，而将宣言案交给他们所组成的委员会进行审议。他极为关心和重视宣言案的审议工作。审查委员黄季陆曾回忆说：我们在对该宣言案审议时，关于民生主义同共产主义之关系问题，发生激烈争论。经过一天之审议，”等到二十一日那天下午，第一次宣言审查报告提到大会之后，总理为平息会场中此一争议，特别对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界说作一说明。经过总理一番警辟的解释之后，……本来可以即刻把宣言审查报告提付表决顺利通过的，但总理为增加众人的理解起见，特又指定审查宣言委员会委员、大会前的临时中央执行委员，把全案重付审查，再提请大会通过。从这些地方可以看出，总理处理置大事的慎重”；他不以急于获得与会者……“盲目的附和拥护为满足”。结果，“一大”宣言案“经过第二次扩大审查后”之审查报告，于一月二十三日提到了全体大会上。这次大会在孙中山主持下，胡汉民、戴季陶先后登坛报告宣言第二次审查结果毕，代表们没有经过多少讨论，便通过了宣言全文。孙在该案通过之后又对“一大”宣言旨趣作了说明。他说：今日表决通过此宣言，“系国民党成立以来第一次破天荒之举动。”今后须大家担起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军阀的责任，“从新做起革命事业，有始有终，贯彻吾党主义，务使革命彻底成功。”

　　总之，尽管国民党“一大”宣言是集体创作的成果——苏俄代表与国共两党几位高层人士，皆为国民党“一大”宣言的产生贡献过智慧和力量，但我们还是应当承认：孙中山与该宣言之关系更为密切，他才是它的第一作者，因为从这宣言的起草到发表，其始终都倾注了心血：孙不仅委托鲍氏起稿，及参与了意见和亲自审定该宣言草案，而且还将它提交给国民党“一大”会议的宣言审查委员会审议，及亲自主持大会讨论通过该宣言；他在此宣言通过后，又以附议并主持大会通过廖仲恺等人之联署案，来补充完善其政纲的内容，并在它发表前具体地修正其文字。据此，完全有理由坚信：整个“一大”宣言的主题内容，反映了孙中山的政治思想，因此将它视为孙中山的主要著作，是完全应该和恰当的。而且史实也证明：孙本人正是这样认定的——他在临终前签署之遗嘱中写道：“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

　　（作者系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