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佳木：再谈国史分期问题(3)

　　毛泽东在探索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最大的失误就是发动“大跃进”和“文革”。这两大失误的原因各有不同，前者主要是急于求成，后者主要是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由经济建设转移到了阶级斗争。但无论前者还是后者，本意都是要用政治挂帅和提高人民思想觉悟来发动群众，通过政治运动、群众运动来促进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的发展。“文革”虽然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但也并非要取消经济建设，不是要“跃过工业化”搞所谓“民粹化”的社会主义。否则，无法解释毛泽东为什么会同意周恩来重申他过去提出的20世纪内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为什么会批准用40多亿美元进口发达国家的先进工业设备，为什么会支持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并做出“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

　　在用什么发动群众、调动群众积极性的问题上，毛泽东从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的原理出发，提出不能单纯就经济抓经济、就技术抓技术，不能只讲物质利益原则和个人利益至上，还要抓思想政治工作和人的觉悟的提高。他说：“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它们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他的这一观点与列宁关于“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看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完成它的生产任务”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他批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过分强调物质利益原则和个人利益的偏向，指出：“我们要教育人民，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集体，为了后代，为了社会前途而努力奋斗。要使人民有这样的觉悟”。“应当强调艰苦奋斗，强调扩大再生产，强调共产主义前途、远景，要用共产主义理想教育人民。要强调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要讲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像他们（指苏联——笔者注）那样强调个人物质利益，不能把人引向‘一个爱人，一座别墅，一辆汽车，一架钢琴，一台电视机’那样为个人不为社会的道路上去”。他把“以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的原则为一切言论行动的标准”称作“社会主义精神”，要求在全党全社会提倡。他把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概括为三大革命实践活动，认为“只搞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不抓阶级斗争，人的精神面貌不能振奋，还是搞不好生产斗争、科学实验的”。他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概括为“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指出“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他大力推动向雷锋、大庆、大寨等先进典型学习，积极倡导为人民服务和艰苦奋斗的精神与风尚。所有这些都表明，他抓思想政治工作、抓人的思想觉悟的提高，目的是以这种方法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抓革命、促生产”。

　　由此可见，无论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还是“文革”的十年、“在徘徊中前进”的两年，建设的指导思想或目标模式都是计划经济加突出政治和群众运动，只不过表现形式和实行程度不同罢了。

　　基于以上几点原因，我认为把上述三个时期合并在一起，都纳入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时期，符合这三个时期的阶段性特征，也有利于人们正确认识它们三者之间的关系；有利于抵制把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加以割裂和对立的错误思想；有利于引导人民群众尤其是广大青年树立新中国的历史自信，从而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个自信”。

　　关于为什么把1978—1992年作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时期

　　早在1956年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刚刚完成、计划经济体制初步建立时，陈云就提出过一个关于体制改革的设想，即在所有制上，以国家和集体为主体，以个体为补充；在生产计划上，以国家计划生产为主体，以根据市场变化进行自由生产为补充；在市场管理上，以国家统一市场为主体，以自由市场为补充。这个“三主体三补充”的设想，虽然由于种种原因在当时未能实行，但却在改革开放初期经济体制改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79年初，陈云的这一思想有了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他写出一个关于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的提纲，指出：无论苏联还是中国的计划工作，主要缺点是“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他主张，“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必须有两种经济：（1）计划经济部分（有计划按比例的部分）；（2）市场调节部分（即不作计划，只根据市场供求的变化进行生产）即带有盲目性调节的部分”。他还提出，在经济体制改革中，“不一定计划经济部分愈增加，市场经济部分所占绝对数额就愈缩小，可能是都相应地增加”。后来，他把这个思想概括为“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对“突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产生过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从那时起一直到1992年中共十四大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基本上是按照这个思路展开的。

　　比如，中共十二大报告明确把“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作为体制改革的原则，指出：“有计划的生产和流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主体。同时，允许对于部分产品的生产和流通不作计划，由市场来调节”。中共十三大虽然肯定“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强调不能把计划调节和指令性计划等同起来，但仍然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后，邓小平再次强调：“以后还是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可见，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方针，在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及中共十四大之前始终是那一时期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所以，试图走出一条计划经济加市场调节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应当是1978—1992年最突出的阶段性特征。

　　关于为什么把1992—2012年作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新局面的时期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中共十四大根据这一精神做出的决议，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这一新体制尽管是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的，是坚持国家宏观调控的，是包括使用计划手段的，但既然由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就必然出现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和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局面，出现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及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参与分配的局面，出现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分配方式越来越多样化的局面，出现人们思想和社会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越来越增强的局面，从而使这一时期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

　　关于为什么把2013年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更加成熟和定型时期的起点

　　前已述及，我过去一度把2003年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的开始，原因是我认为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意味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后，出现了注重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目标模式。这对过去一段时间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过分突出经济，以及在经济建设中过分突出速度、产值的偏向显然是一种纠正。然而，直到2012年中共十八大召开，十年过去了，科学发展观在实际工作中并没有得到认真落实。所以，在中共十八大之后，我对这一分期方法作了修正，把2013年作为新中国第五个历史时期的开端。

　　这样分期的理由，缘于以下三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