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皆革命党——从“新革命史”谈起(2)

　　就是败退台湾之后，国民党政权也在相当长时间里继续高唱革命之歌。仅举陈诚几件事：

　　1952年10月12日，陈诚出席国民党七大二次会议报告三年来的施政状况。其书面报告中写道：“过去的已经过去了，我们决不怨天尤人。展望将来，我们深信革命的前途仍是非常光明的。但奋斗的过程将是异常艰苦的。”

　　1954年11月12日，陈诚谈纪念孙中山的方法时有言：“革命原来就是牺牲个人贡献于社会及人类的事业，国父所能贡献于社会人类的，已无保留地贡献出来。”

　　1955年6月16日上午10点，陈诚到凤山主持陆军官校三十一周年纪念庆祝大会。阅兵后发表讲话，有云：“军校近三十年来的历史，也就是一部国民革命史。……我们国民革命军有四大口号，即：严守纪律、服从命令、实行主义和完成革命。”

　　类似言论，还不仅仅出现在公共场合，就是在日记里，也经常出现。比如：

　　他在1950年初的日记中写道：“投降乎？逃跑乎？自杀乎（自私自欺）？革命乎？大家都知道只有革命，但大家都走自杀的路。”

　　1958年3月12日，陈诚在日记中感叹：“今年是国父逝世三十三周年纪念，回忆当年，正在东江作战，当时全体官兵咸抱只有奋斗牺牲才能补国父逝世于万一。”与之相较，今日则“彼此争权争利争言争气”，革命精神已消失。

　　从以上的简单引证，我们可以感受到，国民党在败退台湾之后，确实并未放弃“革命”言论。这可以作为李金铮所提出的国民党也曾有过 “革命”的历史，原本就在“新革命史”的范围之内这一观点的注解。相信加强对国民党“革命”历史的研究，将有助于丰富“新革命史”的内涵。

　　二、军阀与革命

　　共产党是革命者，国民党也是革命者。那么，被国共合作推翻的北洋系呢？在“传统革命史”言说下，“北洋”与“军阀”相连，“军阀”与“割据”相连，都是负面的，自然和革命无与。但实际上，北洋军阀也好，其他军阀也好，大都在20世纪的革命中占有一席之地。

　　民国何以演变成了军阀割据的局面？长期以来，罗尔纲的研究使人们相信，是由太平天国兴起后出现的督抚权力加重（“外重内轻”）现象演化而来。而近年来李细珠的研究则显示，由晚清督抚演变成民初军阀的少之又少，军阀的来源，多为新式军人和革命领袖。

　　李细珠的发现很有意义。有一部分革命将领成了军阀，也就是说，这些军阀原本是革命者。细究起来，即使是来自新式军人的军阀，大多也曾经是革命者。如众所知，在袁世凯玩弄权谋推翻清廷的过程中，有47位军事将领，由段祺瑞领衔，于1912年1月26日发过一通电报，要求清政府放弃政权，“明降谕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体”。这一举动，难道不是革命？如果没有他们的这一行动，共和的降临恐怕还需要更多时日。因此，后来被称为北洋军阀中的相当一部分，都可以说是革命者。

　　至于袁世凯，则更加可以说是那场推翻清室的革命的重要一极。

　　在“传统革命史”的认知里，袁世凯是个阴谋家，是个反革命，他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是个窃国大盗。在辛亥革命中，他的通天大阴谋不但玩弄了清政府，也玩弄了革命派。

　　说袁世凯玩弄了清政府大致不差，说他欺人孤儿寡母也与事实相符，但若说他玩弄了革命派，窃取革命果实，就有些不准确。因为当时革命派的力量并未大到足以推翻清廷，袁世凯如果站在清廷一边，革命便很难成功；如果他站在革命一边，则清廷也很难自保，因为虽然他开缺了两年，但北洋军依然听他指挥，而北洋军乃是当时力量最强的新式军队。在这种情况下，不但清廷重用他，就是革命派，也努力争取他。

　　如1911年11月9日，正在湖北前线与清军作战的黃兴致函袁世凯，称袁的才能“高出兴等万万”，劝袁氏“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直捣黃龙，灭此虏而朝食”，并称这是袁世凯建立不朽功勋的好时机，“千载一时，祈毋坐失”。

　　11月11日，“首义都督”黎元洪与袁世凯的代表谈判时说，只要袁世凯参与到革命阵营中来，反戈北向，则“将来大功告成，选举总统，当推首选”。

　　孙中山回国之后，于12月29日当选为临时大总统，但当日即致电袁世凯，表示自己只是“暂时担任”、“暂时承乏”，对正以“旋转乾坤自任”的袁世凯，他“虚位以待”，唯恐袁世凯因南方选举临时大总统而改变初衷。

　　革命派如此重视袁世凯，袁也审时度势，站在了革命一边，通过种种手段，使清廷放弃了政权，中国遂实现了从君主制到共和制的转变，完成了一次重大革命。在此过程中，要说袁世凯耍了阴谋，那主要也是向清廷耍的；要说袁世凯窃国，也是窃了清廷的国。革命后出任临时大总统，可以说是兑现了革命派对他投身革命的承诺，也可以说是他应得的酬庸，不存在“窃”的问题。

　　北洋军阀中的很多人，不但参与了那场以推翻帝制建立共和为主题的革命，在进入民国之后，还很以自己在革命中的表现为豪，将其作为重要政治资本。据时人观察，袁世凯在民初有一特别心理，“谓共和系彼诱获于清室，鄂人何功之有”。另，据亲历者言，1912年8月27日袁世凯在迎宾馆举办盛大筵席招待孙中山及其随员的时候，一帮北洋军人在筵席开始不久即制造风波，吵吵嚷嚷中，有一种声音特别强大，那就是宣称“共和是北洋之功”，并骂同盟会，骂孙中山，称孙“一点力量也没有，是大话，是孙大炮”、“大骗子”。从这些细节中当然可以看出北洋系试图与湖北的首义者、孙中山、同盟会竞争，但也不要忽视这种竞争中传达出来的北洋系对“共和”的看重。而废除君主制，创立共和制，乃是中国历史上极具革命意义的事件，这也是辛亥革命的最大历史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