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震鳞全集》编纂及其学术价值研究

　　周震鳞（1875—1964），谱名为任，又名鲲，字道腴，晚年自号苦行翁，湖南省宁乡市人，中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政治家和教育家，为中国近现代民主革命事业做出过重要贡献。搜集、整理、编辑和出版《周震鳞全集》，对于进一步推进周震鳞研究和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均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周震鳞其人其事

　　1875年12月1日（清光绪元年十一月初四），周震鳞出身在湖南省长沙府宁乡县一个农民家庭。其父周翠才在他不满四岁之时逝世，其母萧氏无力扶养周震鳞及二姊一兄一弟，改嫁杨家。1886年，在省城长沙开馆授徒的叔父周習才（字理琴）由长沙回乡探亲，见到12岁的周震鳞天资聪颖，体格健壮，认为可成大器，便高酬托付当地一位饱学塾师教导周震鳞在两年内学完“四书”“五经”。两年之后，周習才发现周震鳞不仅学完了“四书”“五经”，还能撰文属对，非常高兴，即决定将其带回长沙深造，又因其与妻毕氏膝下久无儿女，遂商得周震鳞祖父同意，抚震鳞为嗣。在叔父的悉心教导下，周震鳞学业进步很快，18岁时中了秀才。

　　为了争取进一步的发展，在叔父的支持下，1898年，周震鳞以优异成绩考入湖北武昌两湖书院，与黄兴同窗，习读经史和兵法,又从邹代钧习舆地，还与谭嗣同、唐才常时相过从,“朝夕研求变法改制之道”，由此逐步萌发了反清革命思想。

　　1902年，周震鳞从两湖书院毕业后回湘办学，受聘湖南高等学堂师范馆地理教习，“以为宣传运动革命前驱准备” 。

　　1903年3月，胡元倓等在长沙创办明德学堂，聘周震鳞为地理教习。周震鳞以教书为掩护，积极开展反清革命活动，向学生灌输革命思想，但后因被旧派人物向巡署告密，即于是年夏被迫辞去明德学堂教职，旋于长沙将宁乡驻省试馆改为宁乡驻省中学堂，并仿效日本弘文书院体制，在学堂附设速成师范科，简称“速师”（今长沙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前身），聘请一批富有革命思想的教师，继续从事教育教学工作。是年秋，刚从日本留学回国的黄兴受胡元倓之邀，主持明德学堂新成立的速成师范班，使明德学堂聚集了苏曼殊、秦毓鎏、翁巩、张继、陈凤光、陆鸿逵、李步青、金华祝、沈迪民等一批具有反清革命思想教习。是年11月4日（农历九月十六日），周震鳞与黄兴、宋教仁、刘揆一、谭人凤、章士钊等人借黄兴过进三十岁生日（当时长沙习俗，男做进，女做满。即男性逢九就做逢十的生日）为名，在长沙保甲巷彭渊洵家举行秘密会议，决定成立华兴会，提出“驱除鞑虏，复兴中华”的“国民革命”口号。次年2月15日，他们又借除夕宴聚作掩护，召开华兴会成立大会，举黄兴为会长，宋教仁、刘揆一为副会长。

　　华兴会成立后，周震鳞与黄兴等人编印《血泪书》，广为散播，宣传反清革命思想，同时制定了利用慈禧太后11月16日七十生辰的当天在长沙城内乘机发难和外围五路同时进军长沙的起义计划。嗣后，周震鳞担任为起义筹措经费,储备武器的任务。起义因事机失密流产后，周震鳞按照黄兴先前关于“在起义中隐藏勿露,以便万一时能够设法保全革命实力”的嘱托留在湖南，掩护同志脱险，做好善后工作，同时继续利用教书为掩护，开展反清革命活动。他担任宁乡速成师范和修业学校校长，教导学生“创造有利于国家民族的事业”，培养了姜济寰、何雨农和后来成为毛泽东老师的徐特立等一批革命志士；他兼任湖南高等学堂教务长，注意日夕训练学生，为反清革命事业培养后备人才；他还帮助朱剑凡筹设周氏家塾,创办周南女子师范学校, 并兼任该校地理教员，时常对学生谈论列强侵华形势,灌输爱国思想。

　　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次年初，孙中山、黄兴派宁调元、陈家鼎等持手书介绍周震鳞加盟,并以湖南党务付托。周震鳞“审慎主盟,数月之久,有力友朋,学生髦俊,多入吾彀”。同年夏,孙、黄又遣乔宜生偕法人欧契乐赴湘调查党务, 对周震鳞的工作极为满意。但不慎被清政府密探侦知，遂下令缉捕。周震鳞闻讯避走日本，挂名留学法政大学，实与孙、黄等人运筹革命大计。

　　1906年12月，萍浏醴起义爆发，孙中山、黄兴等敦促周震鳞即刻回国，主持革命大计。周震鳞即于次年初与谭人凤、宁调元等回国策应，但行至长沙时得知起义已被清军镇压而失败。周震鳞遂匆匆避走芜湖安徽公学(系李光炯在湘开办之安徽旅湘公学迁回芜湖办理)，任历史、地理教习，以掩耳目，并赴安庆与徐锡麟研求革命方略，旋因徐锡麟刺恩铭就义而遭搜捕,幸得熊希龄及时出手帮助而脱险。

　　1910年，熊希龄荐刘霭堂充顺天高等学堂监督兼师范学堂总理，刘霭堂与周震鳞为至交,遂受聘为两校地理教习。时明德学堂的同事、革命党人陆鸿逵在京师开办《帝国日报》,亦欲聘周震鳞为主编。周震鳞无法分身，便推荐刚从湖南出狱的宁调元充任，自己则利用旁听资政院第一届年会和第一次中央教育会议的机会，先后为《帝国日报》作社论、时评、短评等文章100余篇，大胆揭露和抨击清政府的腐朽统治，激发国人的爱国情感和反清革命热情。

　　1911年夏秋之间，周震鳞赴上海与谭人凤、宋教仁等策划在长江中下游发动起义，旋又潜回两湖作具体布置。武昌首义后，湖南首应，成立以焦达峰、陈作新为正副都督的军政府，周震鳞积极协助湘军北上援鄂之事。焦、陈被害后，正在武汉前线浴血奋战的黄兴闻之十分焦虑，立即致书周震鳞：“湖南局面不能再乱，如果再乱，湖北也将支持不住，其他各省响应，恐生观望，我们再不能失去这次两湖光复千载一时的机会。……当前首要任务是迅速出兵援鄂。”根据黄兴的指示，周震鳞临危受命，秉持“不做官、不争权、专做事”的原则，与谭人凤竭力维持湘局，保证第二、三、四批援鄂湘军陆续派出，并担任湖南筹饷总局局长，筹集了大量应急经费，为巩固湖南革命政权，支援武汉前线，赢得各省次第响应，最后推翻清政府封建专制统治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1912年8月, 周震鳞被推为湖南代表赴北京,参加组织政府事宜。周震鳞到京后，与时任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晤面多次,因所商请之公事,久无结果，遂不辞而去。1913年1月，周震鳞当选参议院议员，旋因宋教仁被刺，毅然回湘参与发动“二次革命”，与谭人凤等人促谭延闿宣布湖南独立，失败后辗转亡命日本，加入由孙中山组织的中华革命党，又与谭人凤、李烈钧等前往南洋筹募，待机反袁。护国战争爆发后，周震鳞立即回国参与倒袁，坚决要求袁世凯退位，并往来京、沪之间,筹商对付北洋军阀之策，又创办《真共和报》，宣传民主共和思想。

　　1917年7月，面对段祺瑞为首的北洋军阀政府宣布废除《临时约法》，拒绝召开国会，孙中山毅然举起了护法旗帜，发动和领导护法运动。周震鳞即随孙中山南下广州护法，先后任大元帅府参议，国民党广东支部总务部长、湖南劳军使等职，发起成立护法各省联合会，参与组成非常国会，选举孙中山为护法军政府大元帅、大总统，并代表非常国会在孙中山就职典礼上向孙中山授大总统印玺。在此期间，周震鳞还先后奉孙中山之命奔赴广东、湖南、福建等地，协调各方矛盾，壮大护法力量，为护法运动的开展和深入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周震鳞担任参议院议员十余年，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始终与广大有爱国思想和正义感的议员一道，反对袁世凯、段祺瑞等北洋军阀，拥护孙中山护法，支持“五四”爱国运动，声援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坚决反对“安福国会”，反对贿选总统曹锟，揭露抨击皖系军阀亲日卖国的行径，强烈谴责帝国主义制造的“五卅”惨案，在维护民主共和制度、推进中国宪政进程、反对列强侵略、维护国家主权、呼吁社会公平正义等方面发挥了积极而重要作用。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孙中山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将旧三民主义发展成为新三民主义。周震鳞衷心拥护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政策，全力支持孙中山筹备北伐，奉孙中山之命与徐谦、张继等人北上策动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等组织国民军，于10月22日成功发动北京政变，囚禁曹锟，迫使北京政府下令停战并解除吴佩孚的职务，宣布废除帝号，清室迁出紫禁城，驱逐溥仪出宫，并受冯、胡、孙的委托南下迎接孙中山进京，以定国是，有力促进了南北双方革命的发展。

　　孙中山逝世后，周震鳞继承孙中山的遗志，继续为国家的统一而奔波。1927年初，他奉命亲往山西劝说阎锡山归顺国民政府，其所率12万部队被改编为“北方革命军”。1928年，周震鳞出任国民政府委员、立法院立法委员，并代表南京政府赴北平，接收前北京政府部院机关，监督河北省政府成立。在平期间，周震鳞还十分关注民生，发起设立工商银号、改组北平电车公司董事会、争取开放南、北、中三海公园，促使北平国立、私立大学开学并担任北平民国大学校长等，为北平政治的平稳过渡和社会经济的迅速恢复，做出了积极贡献。1929年，他又作为中央特派代表积极促成东北易帜，并赴奉天接洽东北党务，代表南京政府监督张学良就职，为国民革命军结束北伐、国民政府完成中国统一作出了积极努力。

　　全国统一后，周震鳞认为，“武力告成，统一实现。……然欲保今日成功，在速树国家建设大计。建设何先？首在建设四万万人共循之轨道。此轨道为何？即促成吾党所主张之五权宪法是也。”他反对国民党一党专制、武人专制，主张实行宪政，指出：“所谓政治正轨者何?共和宪政是也。所谓国法者何?所以保障民权，即南京《约法》所规定之人民自由权也。”“政府与人民，苟循此以促进宪政，则大乱可以立止。各党各派不平之意见，皆可从容讨论，咸得其平。”1928年，国民党五次全会前夕，他要求蒋介石重点研究收束军队、各省实行地方自治、筹备国民会议，制定五权宪法等问题，并建言：“整理一党，与授权全民、监督行政，宜划为两事，并行不悖。”“一党负责过重，恐非国家之福，亦非吾党之幸。”

　　1930年5月，蒋介石与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之间的中原大战爆发，国家重生分裂，周震鳞痛感数十年苦心孤诣,均成泡影，予以坚决反对，通电指责蒋介石集团背叛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失政，并呼吁各方“力劝介石下野，南北一致，主张息战，凡事以国民会议解决，一切报国之诚，不平之见，均可尽量发抒”。

　　“九•一八”事变后，周震鳞坚决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坚信，“吾人枪炮子弹，虽远不若敌人之精锐，但能举国上下团结一致，以四万万同胞之血和肉，与暴日作长久之抗战，最后胜利当属诸我”。1932年12月，周震鳞又致书蒋介石、林森等当道，指出：“内乱外祸，日兆危亡。……天下之恶，皆归于政府”，呼吁“循世界宪政之常轨，修明国家典章制度，依据国法，行使一切职权，则秉国法而成统一安定之局，全国人民、各党各派共成之，不由一党一派、私人私智把持之”，并要求立即成立宪政筹备处，甄采宪法草案，于1934年元旦实行宪政。

　　但蒋介石集团一意倒行逆施，根本听不进周震鳞的正确意见，周震鳞于是再不问党事国事，经天津、上海回长沙及宁乡老家，息交绝游, 过隐居生活。

　　1949年初，周震鳞参与发起湖南和平自救运动，任湖南人民促进和平委员会干事。8月4日，湖南国民党将领程潜、陈明仁等37人联名发表起义通电，次日，周震鳞与唐生智、仇鳌等100余人发出响应通电，促成湖南实现和平解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震鳞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尽管已届75岁高龄，仍热情投身国家建设事业，先后担任中南军政委员会顾问、湖南军政委员会委员、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一、二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团结委员等职。

　　1951年国庆节前，应毛泽东主席之邀，周震鳞定居北京。自此，他满怀感激之情，更加积极参政议政，为祖国建设事业献计献策，并致力于祖国统一大业。同时，周震鳞还撰写了大量的回忆文章，为后人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历史资料。在京期间，周震鳞多次受到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和宴请。因为周震鳞曾为毛泽东主席老师徐特立的老师，毛泽东主席亲切地称周震鳞为“祖师”，并高度评价周震鳞是“老同盟会员，一向不附蒋”。

　　1964年3月28日，周震鳞病逝北京，享年90岁。3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和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在嘉兴寺隆重举行周震鳞遗体告别仪式和追悼会，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李维汉等，周震鳞生前友好张治中、程潜、熊克武、谢觉哉、章士钊、仇鳌、周世钊以及各有关机关团体敬送花圈，中共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主持追悼会，民革中央副主席朱蕴山致悼词。追悼会后，周震鳞的骨灰安放于八宝山革命公墓。

　　周震鳞的一生是爱国的一生，革命的一生，追求民主和进步的一生。

　　二、《周震鳞全集》的编纂理念和原则

　　在长达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周震鳞参加过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反袁护国、护法运动、五四运动、北伐战争、抗日战争以及湖南和平解放运动，经历了晚清、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北洋军阀时期、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等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社会实践中，周震鳞留下了大量的遗著。这些遗著既是周震鳞所经历的各个历史时期的客观见证，也是周震鳞从事革命斗争和社会实践的真实记录，对于我们认识和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对于我们认识和研究周震鳞的思想和事功都具有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历史意义。有鉴于此，我们从2010年以来对周震鳞遗著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入、细致的挖掘、搜集和整理工作，经过近十年来的艰苦努力，共搜集和整理了周震鳞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留下的遗著760余篇，约80余万字，将在辛亥革命110周年之际结集为《周震鳞全集》面世，与广大读者分享，并借以缅怀这位曾为辛亥革命做出过重要贡献的著名民族民主革命家。

　　在搜集、整理和编辑周震鳞文集工作中，我们坚持了以下理念和原则：

　　第一、求“全”。如前所述，周震鳞的遗著是从清末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不同历史时期的真实记录和珍贵史料，因此对于其遗著，我们尽力搜集和收录，力求给读者提供其齐全的著作。在搜集周震鳞遗著的过程中，我们主要采取以下方法：一是传统与现代相结合。既注重运用现代内容庞大、功能多样的历史资料数据库，如《晚清民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爱如生》《大成故纸堆》《瀚堂近代报刊数据库》等，又注意运用直接到图书馆、档案馆查阅尚未数字化的纸质历史文献资料的传统方法，先后前往北京、上海、南京、广州、西安、郑州、广西、云南等地查找资料，以扩大搜集范围，提高搜集的效益和效率。二是境内与境外相结合。在境内搜集的同时，还前往台湾，并通过互联网等现代科技手段，在境外的相关数据库和图书馆搜集周震鳞遗著，以补充境内现存报刊的缺失。三是深入与广泛相结合。在通过历史书籍和当时报刊深入挖掘周震鳞遗著的同时，将搜集扩大到博物馆及文物收藏界等，搜集周震鳞手迹和书法作品等。通过以上方法，我们认真查阅了境内外清末及民国时期的报刊、书籍100余种和相关档案资料，并得到周震鳞后人的帮助。经过不懈的努力，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我们共收录到周震鳞遗著760余件，应该说能收到的基本上收到了。已发现而未收入该集的只有1941年周震鳞所修之《宁乡县志》，因湖南人民出版社已于2009年单行出版了该志影印本，该集不再收入。当然，正如李吉奎所言，号称“全集”者，难言“集全”。该集也不例外。本集之外，也还有一些有线索，但未能收到的周震鳞遗著。例如，湖南省社科院贾维诚在其1988年的《辛亥革命后以谭延闿为代表的湖南地方势力的形成》一文的注释中曾提及周震鳞著有《莲花山人笔记》。此书未见出版，贾维诚在文中也未提供其来源，加之贾维诚早已故去，此书也成悬案。又如，华兴会成立后，周震鳞与黄兴等人曾编印的《血泪书》现已佚失，无从查找。此外，1916年秋，周震鳞曾在北京创办《真共和报》，其中应有周震鳞的作品，但编者在国家图书馆和首都图书馆均未发现该报的踪迹。除了以上有线索者外，可能还有一些周震鳞遗著散在民间，也有待发现。这些遗著将来如有发现，可再行补充或通过其他方式公布，以使周震鳞文集不断得以完善。

　　第二、求“原”。在周震鳞遗著的搜集、整理和编辑中，我们也加强考辨工作，力求搜集到周震鳞的原始遗著。因此，编入该集的周震鳞遗著尽量采用其原文、原件、原电等原始文献 ，一般不用第二手史料。例如，周震鳞等人在护法运动中的一些文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编《护法运动》有所收录，但大多从第三方转译或转录而来，因此其中错漏较多。该集对于这部分文电则直接采用其首发的《军政府公报》上的版本，从而有效地避免了在转译或传抄过程中的错漏，确保了集主著作的原始性和权威性。这样，该集所收录周震鳞遗著直接来自原始件的占比在95%以上，以使之更为真实可信。

　　第三、求“真”。该集所收录周震鳞文电绝大部来自当时的报刊，在文字上除对于个别明显的讹误和脱文进行必要的补正外，一般原文照录，以保证其真实性。但由于当时各报刊的编辑风格和理念各异，对于这些文电有的全文刊登、有的摘要刊登，加之各地各报译电水平参差不齐，因此难免造成一些文电存在不完整，不真实，甚至多有错误等现象。针对这一现象，为了保证这些文电的完整性和真实性，该集尽量通过不同报刊查找相同的文电，经充分比较后，择优选用，或进行仔细的互为参校后，确定最终的收入版本。例如，1918年5月18日周震鳞与非常国会同人致西南各省电，上海《民国日报》《申报》均于1918年5月28日刊登，而孙曜1929年所编《中华民国史料》也从其他渠道收录了此电,但经仔细比较，《民国日报》和《申报》两个版本均缺抬头，且《申报》上的此电删节了其他两个版本中 “然而段祺瑞以十余省之众……同人等所引为不幸中之幸也”的一段共120多字。而《中华民国史料》的版本则有抬头，内容也相对完整。因此，对于此电，该集以《中华民国史料》为底本，以《民国日报》为主校本，而以《申报》为参校本进行校注，从而确保了这一历史文献的完整性和真实性，比之汤锐祥所编《护法运动史料汇编》中从《民国日报》上收录的此电更为真实可信。又如，1928年3月18日，周震鳞在南京答记者问，3月20日的上海《民国日报》《时事新报》均有报道。但经比较，《民国日报》的报道比《时事新报》的报道省略了4小段共220余字，因而该集选用后者，从而使周震鳞所要表达的内容更为完整和真实。此外，周震鳞作为国会议员和一些政治组织中的成员，经常与他人一道就国家政策或重大历史事件发表意见，但由于这些文电的署名常常很多（或几十人，或多达四五百人），因此当时不同的报刊处理的方式自然不同，一些报刊刊发时全部照登，但一些报刊则从节省篇幅的角度出发，仅以“某某等”或“某某等多少人”的方式略去其他参与人的名字。例如，1923年10月9日，周震鳞与江浩、张继等171名旅沪国会议员联名通电反对曹锟贿选，《广州民国日报》刊登此电时，其署名为“移沪国会议员江浩、张继等一百七十一人”，而其他列名的169位国会议员的名字则全部被略去。经查当时上海《民国日报》和《申报》所刊此电则将参与署名的171位国会议员的名字全部列出。再如，1925年3月15日周震鳞等67名国会议员因众议院议员刘重被杀一事联名致函段祺瑞，3月21日《申报》刊登此函的署名为“王家襄、褚辅成、彭养光等六十七人”，而3月18日北京《晨报》则增加了焦易堂、韩玉辰、周震鳞、彭邦栋等20人。对于这类情况，该集也坚持尽量从不同的渠道搜集原始史料，经比较后，选用其中最完整者，以确保这些历史资料的完整性和真实性。

　　第四、求“实”。周震鳞曾任参议院议员十余年，并积极发起或参加各种爱国进步团体，经历了北洋军阀时期和护法运动等时期，积极参与对于一些重大问题、重要事件的研究，并与一些志同道合的国会议员或进步团体同人就这些重大问题、重要事件发表意见，表达观点。但这些意见和观点有时则是以集体名义发表，如国会全体议员、全体护法议员、离京全体议员、旅沪全体议员、国会同人等；有的则是如前所述，常以“某某等”或“某某等多少人”的方式发表。对于上述情况，该集坚持从实际出发，以实事求是为原则，对于以与周震鳞同一阵营的“全体”或集体名义发表的文电，全部予以收入；而对于后一种情况，只要能判定周震鳞参与了相关会议和研究，或为该团体会员、持相同观点，也酌情予以收入，从而使该集内容更加符合历史的实际情况，更趋完备。

　　三、《周震鳞全集》的价值和意义

　　《周震鳞全集》是我国第一部周震鳞遗著的结集，其编纂和出版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重要价值和意义：

　　第一，为研究周震鳞的爱国思想和革命精神提供了最为全面、最为完整、最为翔实的史料。如前所述，在近代中国革命的各个历史时期，周震鳞始终作为一个爱国主义者和民主革命者活跃在历史的舞台。他的一生是爱国的一生，革命的一生，追求民主和进步的一生。但长期以来，由于相关资料缺乏，人们对于周震鳞或全然不知，或知之甚少，有关研究也相对落后。该集所收录周震鳞的遗著真实、客观地展现了其爱国思想和革命精神萌发、发展、深化的过程，并及时、全面、生动、历史地反映了周震鳞对不同历史时期发生的国际国内重大事件的重要观点、立场和主张，从而为全面、深入、精准地研究周震鳞的各种思想和实践，为全面、正确地评价周震鳞一生的事功奠定了坚实的史料基础，必将有力推动周震鳞研究的开展和深入。

　　第二，为研究辛亥革命史乃至中国近现代史提供了一部重要的历史文献。周震鳞的一生，经历了从晚清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将近一个世纪的历史时期，先后参加过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护国战争、护法运动、五四运动、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和湖南和平解放运动，不仅是中国近现史上各种重大事件的亲历者和参与者，而且在许多重大事件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做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该集所收录周震鳞的遗著就是其亲历和参与不同历史时期重大事件的真实记录，也是中国历史上近一个世纪中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文化及其发展变化的缩影，因而对于研究晚清史、辛亥革命史乃至中国近现代史都具有极为重要的史料价值和参考意义。

　　第三，为编纂与周震鳞相关的历史人物的文集，深入研究中国近现史人物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周震鳞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著名人物，也是近现代各个时期十分活跃的人物，他的许多遗著当时就是与其他同志、战友或同人共同署名发表的，因而这些既是周震鳞的遗著，也是其他参与人员的遗著，且其中有一部分这样的遗著至今并未被已出版的其他人物文集，如《黄兴集》《宋教仁集》《伍廷芳集》《刘揆一集》《熊希龄集》《谭延闿集》《居正文集》《田桐集》《柏文蔚文集》等所收录。所以，该集出版后，对于完善或编纂相关历史人物文集均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现实意义。同时，在其漫长的革命生涯中，周震鳞与中国近现代著名人物，如孙中山、黄兴、宋教仁、蔡锷、张继、李烈钧、熊希龄、黄钺、居正、谭延闿、蒋介石、林森、汪精卫、胡汉民、李宗仁、阎锡山、张学良、冯玉祥、覃振、田桐等有较深的交往或文电往来，因此该集的出版，对于推进中国近现历史人物及事件的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学术价值。

　　总之，该集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对于推进相关研究的深入，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正能量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值得对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者和有兴趣者阅读与参考。（《周震鳞全集》即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原载：《特立研究》202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