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后陕西革命政权社会发展政策研究(2)

　　三、社会改革

　　辛亥革命后，陕西革命充分贯彻民国政府革除社会陋习的政策，进行禁烟、剪辫、放足。西安光复之后，秦陇复汉军大统领张凤翙发布了《通饬剪发告示》，告示说：“照得发辫一物，本系女真恶俗……今者义旗一举，人有同心，衣冠文物大复汉官之旧，而独留此背后一物为全体累，以致外人有豚尾之诮，本心一思能无自嗤！为此，特通饬军、学、绅、耆速行剪发，以为民倡。”[8]各地光复之后，都督府还派出剪辫专使巡查各地，检查和落实各地的剪辫工作，并成立巡查队对于一些愚顽不灵拒绝剪辫的乡民强制执行。

　　晚清时的陕西以鸦片种植闻名于世，以至于到了民初，一些旅陕的外地人认为：“陕、甘两省气候虽寒，然雨□时，若农作树艺，无往不宜。惟该地农民，习于安逸，希图近利，种植罂粟，鲜栽禾谷”[9]。革命之后，陕西军政当局连续颁布《大都督发布禁种烟苗告示条例》和《大都督令各属知照分派军队严行禁种鸦片文》等文件命令各地严禁鸦片。军政府为禁烟专门设立禁烟督办，选派专员，严行禁种。嗣后，都督府按驻军区域，以关中为主划分不同区域，军政民政协同办理，严禁查禁。都督府还将禁烟告示大量印发，毎10户一张，务使家喻户晓；并随时派员密查情况。陕省财政部、司又颁发《改办土药厘金文》和《令各厘金局遵照新定抽收土厘办法文》，并遍设烟税局，实行“寓禁于征”。为禁止运返鸦片，张云山率部队抬着铡刀亲往种烟重点县份，演说政府禁种烟的决心，严令以后如有违反政令再种烟者即处以铡刑。经过陕西军政当局雷厉风行的禁烟活动，陕西禁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不仅一度禁种，而且吸食者明显减少。

　　为改良风俗，陕西革命党人创建了易俗社，期望通过戏剧来移风易俗。1912年省议会议长杨铭源和李桐轩、孙仁育等一些民党议员，认为从旧社会跨越到新社会必须移风易俗，而移风易俗应从通俗教育入手，有必要改良戏剧，借戏剧的宣传讽刺力量，可以逐渐消灭社会上一切封建迷信的气氛。杨西堂代表东征军先拿出了九千两银元，再由其他方面凑集了些款项，易俗社开始组织成立。4月，西安易俗社在西大街都城隍庙首场演出，剧目为《新女子叮嘴》、《开国图》，其时西安城万人空巷，庙为之满。华县白瑞生仿易俗社创建强聒社，演出剧目有《金莲痛史》、《剪发会》、《鸦片战纪》等。

　　四、文化教育的新发展

　　陕西从秦汉到北宋一直是中国的文化中心之一，然自南宋中国经济中心南移之后，东南各省的文化教育逐渐后来者居上，而陕西的文教事业日益边缘化。1911年辛亥革命期间，本来落后的陕西的文化教育事业由于受战乱的影响更趋恶化，为数不多的学校被迫停顿，绝大部分学生辍学。杨松轩在辛亥革命后对陕西教育的现状颇有微词，他说：“吾陕反正后，县地长官，对于学务较纪元前，不但乏提倡之实力，且多与办学人员不相接洽，求能维持现状者，且几不可多得。地方教育日形退步，此其大原因也”。[10]107时人刘重九亦认为：“陕省教育，当清季颇有可观。各种学校，虽不脱旧式的气味，然一般教育界人，尚能实事求是。民国以来，兵燹匪灾之影响，形式存，精神漓矣。”[11]45其实，革命之后，百废待兴，其中军政问题最为关键，因其直接关乎新政权的稳固，相对来说教育就只能退而求其次了。但即便在当时，陕西地方政府在尽可能的情况下作了力所能及的努力。

　　1911年11月7日，大统领张凤翙颁布了《谕令各属学堂一律开学告示》，后来省教育司向各区派遣学务调查员，调查各地学务状况，要求极力整顿、恢复旧观。对于革命期间存在的军队以学堂为营地的情形，11月30日，兵马总都督张云山颁布《通饬驻扎学堂各营一律迁移以备开学文》。全省光复之后，针对各地挪用学校经费的状况，教育司通令各属不得挪用学校经费，命令指出凡学校财产前经军事及他项用者，应迅速一律归还，还强调教育为万事之母。在教育内容方面，陕省教育司贯彻执行民国政府教育改革法令，指出教科书应行变通，逐渐改良。

　　在高等教育的方面，陕西地方政府筹建了西北第一所现代大学—西北大学。大都督张凤翙认为：“武昌起义，秦中继起，甘新僻远亦举义旗，比较东南，未遑多让。自统一政府成立之而后，服务中央政府者，西鄙之人，乃落落如晨星，非勇于破坏，不懈于建设，人才难得，无论如何，不得不诿卸于东南诸贤，使之独任其难巨，国民责任之谓何，无以对国家，尤无以对东南各省，积渐恧而为奋勉，求根本之解决，固之有西北大学之发生。”其次，从长远角度看，民国建立以后，百事待举，无论立法、行政及司法，乏高等学识者则很难胜任，而东南发达诸省“具有高尚知识者所在多有，尚力图进步，急急然有南京、广东、湖北大学之经营”，西北闭塞日久，“若不早为培植，恐愈趋愈下，将来文武法官之考试，西北必少合格人才。东南纵号多才，未必能敷全国之应用，即使敷行政机关之用，而地区所限，于立法机关将奈何？以不健全之分子，而畀之以立法之特权，影响所及，良非浅鲜。一肢痿痹，累及全体，西北不竞，岂国之福？”最后，从国防角度考虑，也应设立，他说：“俄库协约，西北首当其冲，纵此次和平解决，而野心未死，来日大难，欲取决于疆场，须布置于平日。布置方法，千经万纬，要必以培养人才为前提。东南（与西北）风气悬殊，风霜之苦，跋涉之艰，与夫鞍马之驰骤，食麦饮酥之淡泊皆西北之所长，而东南所不能耐者也。重洋商战，宜注重东南，大漠边防，宜注重西北。”[10]591在与甘肃、新疆两省商议后，张氏领衔成立了西北大学创设会，自任会长。经过一番筹备，在原陕西法政学堂的基础上创设了西北大学。1912年春西北大学正式招生，先办专门部四科和大学预科，内分设文、法、商、农各科和预科，由钱鸿钧任校长，并聘请全国知名人士，讲授各门课程。在民初战乱不已、财政极端困难的情况下，都督府抽出有限的教育经费，使西北大学竭力维持，并于1913年资助少数学生东渡日本留学。至1914年，西北大学已初具规模。这不能不说是陕西高等教育的滥觞。

　　1912年春，由陕西省临时议会中一部分议员发起创办三秦公学的号召，他们认为：“今日欧美文明进步之猛，令吾辈竭尽心力以迫之，犹恐瞠乎弗及，倘稍停足踌蹰则已不可复望肩背噫。岁月如游，胡可缓耶。科学者人类进化不可缺之事也。今且孜孜讲求，虽不及欧美，犹人与人之不相及也。若如此再历若干年，恐人之视我殆狒狒狌狌之类矣，可不惧哉”。[10]605后以陕西农业学堂校舍为基础，陕省创办三秦公学，设有中学部、高等英文班、高等数学班和留学预备班，学生300余人。三秦公学是一所既有普通科又有实业科的多科性学校，普通科具有高等学校预科和出国留学预备科的性质，为出国留学和国内大学输送人才；实业科为陕西实业的发展培养专门技术人才。三秦公学重视实业教育，从陕西经济发展的实际出发，举办了蚕桑专修科和蚕桑简易科，培养蚕桑方面的技术人才。张凤翙对三秦公学的创办大力支持，下令将农业试验场地址划归三秦公学并拨给建筑费三千两。

　　不过，陕人认为办学校是缓不济急，只有派遣留学生方可迎头赶上东南各省。省教育司为此下发《令各府州申送留学预备科学生文》，文中称：以本司（教育司）原设专门科专办留学预备科事宜，委任专门科科长李协为留学预备科干事。当时曾几次考送留学生，第一次考取3名西洋留学生及许多日本留学生（西洋留学生5名备取生也送往日本）。后来又考送一次日本留学生，前后送往日本的一二百名都是公费待遇。后来这些留学生归国后，有许多在各自专业上取得显著的成果。

　　为宣传革命，启迪民智，民初陕西地方政府非常重视社会教育。西安光复之后，省军政府教育部于1912年1月颁布《国民演说简章》，以加强社会教育。为发展社会教育，临时省议会议员李复三提议各属广设讲演会，以开民智。讲演会以通俗教育为主，纯用白话，内容涉及民智、民生、民俗、民德、民志方面。当时提出讲演日期一般放在各集市日、各纪念日及各乡区中之迎神赛会。此外，陕西地方政府还通过报纸、戏曲等手段变易风气，作舆论之先声，为文明之导线，以开通三秦民智。对于各戏班的所有脚本规定均送往在省城成立的枌榆学社审定，审定的原则是内容要符合民主共和的新精神，形式方面要词调文明、动作雅庄。对于反映封建伦理道德的旧日戏剧，陕西地方政府主张改良成反映时代精神的新戏，对于新戏陕省民政司鉴于大力支持，往往派遣警察随时保护。

　　总体来看，辛亥革命后的陕西革命政权，受民主革命精神之鼓舞，积极主动地制定和发布一系列除旧布新的政策和法令法规，致力于陕西社会的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显示了新生政权的勃勃生机。可惜的是，随着袁世凯复辟帝制活动的进行，1914年7月，袁世凯解除张凤翙都督职，并派其心腹陆建章入陕，陕西此后进入北洋军阀黑暗统治时期，致使民初陕西的社会发展进程中止。尽管如此，辛亥革命后陕西革命政权在不到三年期间在促进社会发展方面的努力为后来国民政府期间邵力子、杨虎城主政期间陕西的社会发展打下一定的基础。

　　参考文献：

　　[1] 秦中公报[N] .19120903.

　　[2] 政协陕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陕西辛亥革命回忆录[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

　　[3] 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M].（2），北京：三联书店，1957.

　　[4] 秦中公报[N].19120905.

　　[5] 秦中公报[N].19121113.

　　[6] 陈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M].（3），北京：三联书店，1961.

　　[7] 孙志亮.陕西近代史稿[M] .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2.

　　[8] 帝州报[N].19111108.

　　[9] 张辰.西北三省农林垦殖说略[C] //农林公报[N].1913（8）.

　　[10] 吕效祖.陕西教育史志资料录[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

　　[11] 刘重九.陕西靖国军革命战纪[C] //陕西文史资料精编 （5）西安：陕西出版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2010：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