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军北伐，司法官南伐”——1927年前后的政权鼎革与司法人事延续

　　1926年至1928年的北伐战争是中国现代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重大事件，引发政权更迭，南北易势，从此中国由北洋时代进入国民党统治时期。由政权鼎革所引发的变动是多领域和多层次的，既影响了历史的走向，也影响了不少时人的职业生计。对于讲求法律专业知识、注重实践经验的北京政府司法官员而言，这次政权鼎革，到底引发什么变动，何去何从？从司法系统角度考察此番政权鼎革，是考察两个政权之间关系的一个较佳的视角。

　　一、 南北竞逐与人员南行

　　北伐战争前夕的20世纪20年代中期，是中国现代史上颇为诡异的时段。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联俄容共，建立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政权，标榜“以党治国”和国民革命。同年10月，北京政变发生，原属北洋直系集团的冯玉祥班师回朝，囚禁总统曹锟，废止法统和国会，自称“首都革命”；很快，在各方角力中，段祺瑞执政府出台，从此北京政府进入无总统、无法统、无国会的非常时期，亦以革命精神相标榜。在竞相揭橥革命大旗之下，南北政权展开竞争与争夺。

　　与南方政权相比，北京政府颇显颓气。由于长期经济和财政窘迫，薪俸无着，北京政府各机关和教职员工索薪运动此起彼伏，人心不稳；1926年发生三一八惨案，随后奉系张作霖势力控制北京政府，推行高压政治，4月逮杀著名报人邵飘萍，未及百日，又捕杀另一位著名报人林白水，北京进入恐怖时代，人人自危。经济窘境与政治高压，迫使不少人员离京南下。北伐之前，北京当局逮捕陈独秀，引发一批新文化运动知识分子南行；此后，李大钊等人相继被捕杀，迫使更多知识分子南行。时人观察到：在这场南北战争中，“国内许多思想较新的人集中于党军旗帜之下，这些人在北方确有点不能相容”，并指出，“其实思想与经济也大有关系，有许多人因思想较新不见容于旧社会而生活受窘，更因生活受窘而思想益激进”，故不得不南行。北伐期间，1927年3月周鲠生、王世杰等一批留洋归国的北京大学教授南投武汉，此后南行之报道，不断见诸报端。除颇有名望的知识分子外，知识青年南行者更多，黄埔军校开办后，各地青年投军者日多；北伐军兴后，南投势头更盛。对此，有人撰文写道：“自北伐军兴，近一两月来各地知识阶级（包括学生言）往广东投效的踵接肩摩……自北伐军占阳夏，由沪往粤投效者三日之内达三百人，由京往粤投效者六百人，类皆大学学生”，自北南行者，蔚成潮流。

　　在1920年代，随着北京政府陷入窘境，其之司法系统也处于“内外交困”境地：内部经费奇缺，欠薪甚多，“法潮”迭起，人员流失严重；外受（各地）军阀压迫，司法官员无法派出，运转艰难。在北伐军出师的1926年，北京政府司法境况更为艰难。1926年初，正当列强对华法权调查、各国代表齐聚北京会议的关键时刻，2月北京司法人员罢工，大理院、总检察厅、京师高等审检厅和地方审检厅人员参加其中，这令当局深感棘手，难以应付。不久，三一八事件发生，司法总长卢信和次长余绍宋辞职，段祺瑞执政府亦被推倒，群龙无首，法界也无人负责，混乱至极。4月司法部、大理院、京师高等和地方审检厅、修订法律馆各机构人员开会，商讨推举一人出而维持司法系统，但讨论无果，无人敢出面负责。由于长期经费短缺，人员严重不足，《法律评论》报道：1920年举行司法官考试后，已有六年没举行了，“所有各厅候补推检均已陆续补缺，苟再不举行考试，势将无以为继”。京兆各县的承审员，向来由京师高等审检厅派委，呈司法部备案，但1926年数月以来，京兆各县承审员“大半被军事当局陆续更换”，为此，京师高等审检厅呈请司法部设法阻止，但也“不知法部有此能力否？”凡此种种，足见北京政府司法局面之混乱与无可作为。首善之区尚且如此，遑论地方。如湖南，“迭遭战乱，府库空虚，百政莫举”，尤其以司法界“最为清苦”，司法人员“以积欠过巨，无法维持生计，相率请假，另辟生涯”，他们在“声泪俱下”中集体发表请假宣言书。在如此境况下，很多北京政府的司法人员只能另谋生路，投奔南方成为他们的选项之一。

　　在南行队伍之中，不少是法律和司法人员。1927年5月，时任北京政府司法储才馆馆长的梁启超在致子女的家书中写道：“北京的智识阶级，从教授到学生，纷纷南下者，几个月以前不知若干百千人。”这情况很快就发生在梁氏所在的司法储才馆，该馆不少学员南下，投奔南方阵营，据报道：国民政府成立后，对于司法制度锐意刷新，“尤注意于采用一般新进有为之士。近闻北京司法储才馆中之优等学员，均已纷纷南去，另图发展，故该馆下学期是否再能成班开学，实一问题”。

　　北方人员南行且能谋到职位，与南方政府的人才接收政策有关。南方阵营，无论是广州，武汉，还是南京国民政府，对各地投奔而来的人员，并不要求是国民党党员，亦无严格的政治审查。孙中山曾告诫党员：以党治国“并不是用本党的党员治国，是用本党的主义治国”，这是很笼统的说法，实际上无法操作。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后，很多党部希望国民党党员能垄断政权，要求“非本党党员不得在行政机关服务”，但国民党中央担心，这“恐开以入党为终南捷径之嫌”，态度模糊。1926年7月，国民党中央决定设立“学术院”，以罗致造就各方面人才，分设法律、政治、交通、外交、财政、教育、工业、农业等16门专科，入学资格为在国内外大专院校毕业，学习二个月后即推荐各行政机关任用，时处北伐战争非常时期，囿于各种原因，该机构不久后停办，但它表明了国民党援引人才的政策与态度。1927年5月，南京国民政府发布训令：“政府用人，在不妨碍党权范围以内，不拘有无党籍，选择录用，俾所学所用，各效其长，则人无弃才，政可具举”，显而易见，党员与否，并非必要。

　　1926年至1927年，广州、武汉国民政府司法部长是国民党左派领袖之一的徐谦。徐谦原本来自北方，曾任北京政府司法次长、总长等职。在司法革命化、党化的口号下，徐谦等人创办“法官政治党务训练班”，学员既有新招收的，也有现任司法官员。徐谦认为，原属北京政府的司法人员，虽然“一般思想比较落后，有的甚至反动”，但可通过学习改造为国民党政权服务。对于从北方投奔南方的司法官员，武汉政府也予以委任。1927年4月，武汉国民政府任命戴修瓒、翁敬棠试署最高法院庭长，胡心畊为最高法院首席检察官，组建武汉政府最高法院。戴修瓒、翁敬棠长期担任北京政府司法工作，在投奔武汉之前，戴、翁分别是北京政府京师地方检察厅检察长、总检察厅检察官。

　　参与武汉政府最高法院组建工作的马寿华之经历，颇能说明此中详情。马寿华（1893—1977），安徽涡阳人，1909年进入河南法政学堂学习，1911年毕业。民国元年担任开封地方检察厅检察官，开始司法官员生涯，1914年调任河南高等检察厅检察官（设在开封），1920年调任河南第一高等检察分厅监督检察官（设在信阳），1922年调任山西第一高等审判分厅监督推事（设在运城），1923年调任湖北夏口地方检察厅检察长。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占武汉后，马寿华去职，仍留居汉口。1927年初武汉国民政府筹设最高法院，采取委员制，不设院长，设四位委员负责。据马氏记述，因其在夏口地方检察厅检察长任内“颇有声誉”，被武汉政府委任为委员之一，其余三位是：翁敬棠、戴修瓒、胡心畊。由于戴、胡均有其他事务，实际上由翁、马负责筹备最高法院，“事属创始，诸多困难，尤难者为物色推检人选”。后来，戴修瓒推荐林彬任推事，因为戴氏任北京政府京师地方检察厅检察长时，林彬任该厅检察官，系僚友熟识，“大家一致同意”。从上述五人的履历背景观察，除胡氏不详外，马、翁、戴、林均为北京政府司法官员。由此可见，武汉国民政府最高法院的筹建工作，几乎完全控制在原北京政府的司法官员手中。后来，因为宁汉对峙，武汉危机等原因，马、翁、戴、林诸人离开武汉，转入南京国民政府。

　　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蒋介石、胡汉民等人均深感各方面人才之不足。4月23日，蒋、胡商议设立高等经济委员会与法制委员会，“以收罗国内外有才识之士，为党国作建设之用也”，25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议，设立最高经济委员会和法制局；5月21日，蒋自我提醒：“求才、储才、试才、用才四者，适心注重也。”收罗人才，成为南京政府初期的工作重点之一。邵元冲感叹道：蒋“在数年前因无充分之准备，对于人才方面，尤少注意，故基础未固，黄埔学生尤不能助成其业，以致今日一切均陷于无办法，前途殊难乐观”；邵氏就任立法委员时，又与蒋“谈任用科学专门人才之需要”。实际上，不仅中央要员意识到国民党人才缺乏问题，很多国人也观察到这个问题。1928年6月国民革命军攻占北京，北伐告成之际，与国民党没有任何关系的北京百姓就认识到，“党国所缺乏者，为建设人才”。据南京政府财经官僚何廉的看法，在北伐过程中，蒋介石逐渐掌控大权，需要有政治事务经验人员的襄助，由于CC系人员太年轻，没有政治经验；黄埔系人员也太年轻，而且专门处理军务，因此，蒋“开始从CC系和黄埔系之外物色有经验的人帮忙，他转向北洋政府中经验丰富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