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共纪念话语中的“第一次国共合作”(2)

　　不仅关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作用与成绩，同时该时期中共纪念话语也强调“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革命意义。陈伯达在1938年发表文章称：“五四运动以后，中国革命运动走上了新时代，中山先生在这新时代中，重新振作了三民主义的革命旗帜，因而有了民国十三年国民党的改组，因而有了伟大的三大政策的决定，因而有了第一次的国共合作，因而在中国革命史上实现了第一次最明显的、自觉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同时，也正因为是有了这新时代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形成，三民主义更扩大了自己的革命生命，更充实了自己的革命内容。”不仅如此，这种革命正是中国共产党与孙中山之间的一种合作，革命纲领上达成的默契：“中共这最低纲领则与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的纲领，在广度和深度上不完全相同，然而在民族民主革命的基本原则上却是相同的（即要求民族独立解放——民族主义，主张实现各革命阶级大联合的民权政治——民权主义，反对封建的土地剥削制度和限制大资产阶级的专利——民生主义），这里就形成了中共与中山先生及其真实的革命信徒一种合作的政治基础，并且在这政治基础上形成了第一次的国共合作。”第一次国共合作与革命之间相互作用，第一次国共合作促进了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而正因革命事业的需要产生了第一次国共合作。

　　三、“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抗战意义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纪念话语中有不少关于“第一次国共合作”记忆的书写，虽有其语境与具体内涵的阐发，但其最终目的还是为了服务于抗战这一当时最大的现实政治，回望与回忆历史上的“第一次国共合作”，最终具体指向现实中的“第二次国共合作”，并且所言背后多有隐含之意。

　　国共合作不仅是北伐国民革命时期统一战线的基础，也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抗战时期的中共纪念话语中即不断的重复着如此观点：“我们的抗战之所以支持了将近两年之久，是由于在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下部分地动员了民众参加抗战，实现了军民合作，这是一个谁也不能否认的真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国共合作为基础，并且也只有实行国共合作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赢得抗战，只有“巩固国共合作，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坚决抗战的党派与力量团结起来！不要让日寇、汪派和反共份子来破裂我们的团结与抗战”。显然，纪念话语中所言的“国共合作”指向当下的抗日战争，但国共合作并非只有抗日战争时期的这一次，该时期纪念话语中的“第一次国共合作”记忆实际指向抗战时期的“国共合作”，并为之提供经验。

　　1938年《新华日报》发表社论进行双十节纪念，将两次国共合作并置进行论述，但同时也强调：“抗战是长期的，我们需要更坚强的，更扩大的民族统一战线，来战胜全副武装的凶恶的日寇!因此，我们不仅要回忆历史的成功，更要回忆历史的教训！辛亥革命的失败，北伐时国共的分裂，不能不使我们承认：当时统一战线的基础还不巩固，还不扩大，特别是北伐时国共两党的政策，还没有取得一致。今天在反对日本强盗的自卫战争面前，我们的统一战线，是全民族的，不分任何种族、阶级、党派、信仰、性别，都应该联合起来。”该处述说“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将之视为经验和教训，服务于当前的抗日战争，并希望能够形成有较过去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更广泛的统一战线。1938年双十节，汉夫发表纪念文章重点讲述第一次国共合作后武汉成为革命中心，而本年双十节前后“武汉正是在这次重大的任务、意义和开展中，重新继辛亥革命而更光辉更伟大的成为中国革命史上的重镇”。于是，他提出“愈久愈好的保卫武汉”的口号。汉夫所言也是根据当时的抗战形势有感而发，讲述第一次国共合作对于抗战而言的现实价值。

　　纪念话语中的“第一次国共合作”确实有其成绩，但也有国共走向分裂导致后果和教训。1943年《解放日报》为纪念双十节发表社论，说1927年“国共分裂，革命失败”，如此导致“除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的土地革命外，大部分中国，重新变为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日本帝国主义乃得乘隙而入。抗战军兴，国共复合，支持抗战六年之久。然而不要民众的片面抗战，表现得非常软弱无力，只有各民主的抗日根据地，壤地虽小，却因为发动了民众，实行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政策，却表现了极大的抗日力量”。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失败导致日本帝国主义趁虚而入，在此意义上，“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叙述与记忆实为反面存在，并且国民大革命提供的皆是教训，最终“反帝民族统一战线破裂了国共两党分家，大革命遭受了严重的失败。目前若再重复过去两次革命的错误，则目前抗战又将失败，而我国历史将是铁面而无情，把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者称为民族的叛徒和国家的罪人。所以我们要反对汪精卫等汉奸分裂国民党、挑拨国共合作等等企图，我们要反对一切‘反共’的宣传和活动”。第一次国共合作以国民党的反共结束，再次国共合作则应汲取历史教训，不能因某些汉奸破坏国共合作分裂份子的存在，再次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警惕历史的重演。

　　如此纪念话语成为联系第一次国共合作记忆与抗日战争的重要渠道，往往言及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均会承认“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结果是伟大的，它使一切革命势力得到飞跃的发展，使解放的怒潮澎湃全中国”，但是“正当革命接近胜利之时，资产阶级可耻的与帝国主义及残余封建势力勾结，背叛了人民大众，背叛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张，及其对国民党之宝贵的遗训，把对着敌人的枪口，回过来反对共产党和革命人民，因而酿成了十年内战的局面，而十年对内作战对外屈辱的结果却招致了帝国主义侵略之加深，东北的沦陷，华北的危急，使中华民族走到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的紧急关头”。朱德在为抗战三周年所作的纪念文章中，也道出国共两党合作的曲折：“中国大革命以来的历史完全证实了这个真理。在民国十六年的北伐战争中，新诞生的中华民族的军队，以国共两党的团结为基础，而强固地团结着。这支军队，从广东出兵，扫荡帝国主义的军阀走狗的武装，如推枯拉朽，如秋风之扫落叶，百战百胜，所向无敌。在以后的十年内战中，这个团结被破坏了，于是，虽然我们有着数百万的军队，但是我们的东北沦陷、冀东丧失，华北岌岌可危，敌人不折一兵一将，席卷了我广大的疆土，囊括了我国丰富的资源。最后在抗日自卫战争中，中华民族的军队又重新在国共合作的基础上，坚强地团结起来，一致抗日，才取得了今日伟大的胜利。”言论所指也是只有国共两党的合作才能取得抗日战争最后的胜利。

　　纪念话语中的“第一次国共合作”记忆与叙述，不仅为抗日战争提供了反面教训，也提供了正面经验。纪念话语强调的第一次国共合作产生的积极意义，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逝世十三周年时说：国民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就表现了三民主义的发展。对统一战线也是一样，孙先生不但坚持了而且发展了统一战线：从为着推翻满清而联合各个革命派别与会党，发展到为着推翻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而采取联合苏俄、联合共产党与联合工农的政策。所有这些，同他的不怕艰难挫折、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革命毅力或革命实践精神相结合，就表现了孙先生的伟大革命家模范，今天我们又是一个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较之过去是更广大的，这个统一战线所要对付的敌人也是较之过去更加严重的。这个统一战线所应执行的纲领，在目前基本上仍然是那个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所说的东西，但形式与内容有了某些发展，在将来，一定还会有进一步的发展的。为了实行三民主义，扩大统一战线，战胜我们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还一定要从革命实践中发扬艰苦奋斗、不动摇、不妥协的革命精神，才能达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本身即国民革命时期统一战线的继承和发展。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形成的统一战线政策，也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缘起。1939年陆力在纪念孙中山逝世十四周年的文章中，阐述了纪念孙中山逝世的意义即要“坚决执行孙中山先生的统一战线的政策，坚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孙中山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就“开始执行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统一战线的政策”，而“在目前抗战正处于由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转入敌我战略相持阶段的过渡时期我们更要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如此“只有实现孙中山先生的统一战线遗教，紧握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武器。才能够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统一战线正是不同历史时期发挥作用的重要政策。

　　抗战时期的第二次国共合作与第一次国共合作有诸多相通处。其中“由于民族危机加深而形成的第二次国共合作，同样是以革命的三民主义为国共两党的共同政治纲领的。所以在合作之初，共产党即声明‘共产党承认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所必须，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共产党不只是在口头上这样说了，而且在真正的实践着三民主义。以民族主义来说，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战开始后都先后走上了抗日战场，抗战三年来，建立了无数的抗日根据地，保卫了广大的中国领土，使广大人民免为日本帝国主义所奴役，动员与组织了广大人民参战，坚持敌后游击战争，牵制敌人在华兵力在半数以上，而且成为坚持抗战，反对妥协投降的中坚力量。以民权主义来说，共产党在各个抗日根据地广泛的实行了民主政治，提出了三三制，保障了一切抗日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就民生主义来说，在各抗日根据地，普遍的实行了减租减息，增加工资等等适当的人民生活的政策。但是在另一方面，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是被阉割与歪曲着，大地主资产阶级顽固派虽然在口头上信奉着三民主义，但他阉割了其中革命的部分而撷取其反动的糟粕。如汪精卫之流，则把三民主义歪曲成献媚日本老爷的工具了。在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十六周年的日子，我们应当检查一下国内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顽固派在抗战三年终究竟怎样地施行了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状态下，中国共产党是三民主义的坚决执行者。第一次国共合作在孙中山逝世后“仍继续合作了一个时期，但在北伐的中途，这个有决定意义的合作即告破裂。孙先生的国民党和三民主义既因与共产党合作而获得新生命，自必因这个合作的破裂而丧失其新生命，重踏前此完全失败的覆辙。这也是显然无可争辩的。自此以往，共产党即不得不单独进行孙先生所说不妥协的革命，直到这次抗战的爆发，抗战本是国民党当局完全恢复革命三民主义的一个最好机会，但可惜这至今还只是一个希望，这就是为什么三民主义中的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至今还只在中国的部分地区即共产党所领导的地区实现，而没有在全国实现的缘由。”抗日战争成为恢复“三民主义”的“最好机会”，而“三民主义”与国共合作的关系密切。

　　纪念话语有时甚至将抗战时期的国共合作形容为“恢复了国共合作”，隐含之意指向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我们的民族不幸有了分裂，革命遭了挫折，以致最近几年来更受到日寇的侵略，占领了半个中国的领土和首都！每天每时，我们的军民还在敌人的屠刀下流着鲜血，我们的妇女在敌人的奸淫、调戏、割乳房……侮辱之下。这不能不是我们愧对中山先生的地方。幸而好，大家还能悬崖勒马，精诚团结，恢复了国共合作，发动了全国抗战，并且我们全国男女都已下坚持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的决心，这样算是安慰中山先生于万一。”国共合作成为关键时期的重要策略和手段，不仅是大革命时期，抑或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合作仍是中华民族获得解放的基本保证。二十个月来，共产党的同志与友党友军，一齐争取抗战胜利而奋斗，给与日本强盗以无情的打击。这种事实，使我们深刻地认识中山先生的政策之伟大，深刻地认识那些不把火力集中去对付日寇，而有意无意地造谣中伤制造摩擦的人们，是明白地在背叛中山先生的遗教。”其所言“中山先生的政策”即国共合作政策。1938年边区政府在纪念孙中山逝世时，还高呼口号“坚决执行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巩固国共合作唤起全国民众”，国家面临危难之际，更应“为实现民族主义而奋斗，拥护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拥护统一的国民政府，加强国共两党的亲密合作，我们更要继续踏着阵亡的血迹，前仆后继地拥上前线，抱定战到最后一个人最后一支枪的坚定决心，准备流我们的最后一滴血，这样才能对得住孙中山先生，对得住英勇牺牲的无数烈士，才能把日本强盗最后的驱出中国去，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孙中山实施的国共合作政策在抗日战争时期继续发挥其作用。

　　抗日战争时期形成的第二次国共合作应该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扩大和发展。“自‘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共产党即号召以民族革命战争，抵抗日寇侵略。民国二十四年，又发表‘八一宣言’，号召全体同胞，为抗日救国，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再三向国民党，提议两党重新结合，以救危亡，国民党英明领袖，也能顾全大局，使国共两党重新合作，联合各党各派，及全国民众，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来坚持团结坚持抗战。”抵抗日本侵略者属全民族的抗战，自然不仅要有国共两党间更为密切的合作，还应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并且抗日战争要取得胜利，必须要在“全国团结的基础上，必须建立在国共合作的关系上”。中国共产党高呼：“我们坚决反对那些所谓主和派、我们仅仅愿意与全国一切爱国党派一切爱国同胞一道，巩固团结，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国共合作，实行三民主义，拥护蒋委员长与国民党政府抗战到底，打到鸭绿江边，收复一切失地，而不知其他”。面对强大的敌人，也只有实行国共合作才能实现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

　　（郭辉，湖南师范大学历史记忆与社会意识研究中心暨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