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广州起义与清末政情

　　辛亥广州起义，史称黄花岗起义，又称广州三二九起义，是中国同盟会在辛亥革命时期最有影响力的一次起义。既往研究在革命史的叙述框架下，多从革命党一方分析辛亥广州起义的准备、经过和对辛亥年全国革命形势的影响，及其在辛亥革命史上的历史地位。至于这次起义对清末政局的影响，尤其是革命的对手方——清政府的因应、广东当局的善后措施，以及对广东地方社会的冲击、中外舆论的反响等问题，尚缺少细致而深入的研究成果。本文以清政府档案文书及当时报刊舆论为主，辅以时人日记、书信中有关辛亥广州起义的观感与评论，从各方对这次起义的系列反响来揭示清末政情的常态及新走向。

　　一、清政府的应变

　　辛亥广州起义爆发于1911年4月27日，旧历三月二十九日。在同盟会领导人黄兴的率领下，革命党人攻击两广总督府，旋以力量悬殊等因素而失败。此举虽在广州，政治矛头所指却为地处千里之外京师的清政府。

　　4月26日，即广州起义前一日，北京方面已获悉广州将有革命党举事。该日，军谘处接广东参谋徐镇坤呈报，称接“密电”，“革党、三点及巡防三千人煽炽，初由驻防街放火，与新军同起事，探悉党穴二处，队官苏慎初、排长吴铁汉。”军谘处以事关重大，且未悉革命党究竟起事与否，一方面电询两广总督张鸣岐核实情报，一方面函禀陆军部查照。此情报与同盟会最初计划颇有相合之处，也就是说，这无异于提前向广东当局和北京方面发出广州将有变故的预警。

　　当时舆论已经注意到徐镇坤密电一事，称“徐镇坤文理不甚优，且其电多讹字，故军谘处不甚注意”。然而，核之上述军谘处的函件，可见军谘处做出了积极的反应，分别向陆军部和广东当局发出了及时的预警。

　　陆军部对于军谘处预警的函电作何反应，不详。至于广州当局，自署广州将军孚琦遇刺之后，已对新军有所防范。据说，在数日前又接获匿名函件，内有“革命党首已抵省城，不日戕官焚署”之语。在接到军谘处的询问电文后，一度以“全系谣言”回应。不过，在各方连续报警的形势下，两广总督张鸣岐“虽言其系谣传，然心中不无所恐”，遂于4月27日午后密为防范，故火起后得免于难。

　　事发当晚，张鸣岐即于亥时（21－23点）致电军机处，奏报革命党举事及广东当局应对情形。此电内容值得注意之处：一、广东当局在此前已获悉革命党将有来省城举事之说，并有所防范和布置；二、举事当日的应对尚属无大差池；三、此前已将新军移驻城外，防止与革命党串通响应，事后也无骚动；四、外国领事及城内外商民并未受扰；五、张鸣岐将责任揽于一身，请将广东文武官员“概免置议”。

　　4月28日，军机处获悉电奏，并请旨应对。据称，接获粤电时，已在当日午刻，“枢臣已将散值”，由于此事关系重大，领班军机大臣只得再次进内面奏，摄政王载沣以事起仓卒，颇为震惊，复召各枢臣密议许久，当晚撰妥密寄两广总督的电旨。29日，上谕称：“张鸣岐电奏悉。广东省城猝有匪徒多人轰击督署，殊堪诧异，经该督会同李准督饬防营分投扼守，围捕擒毙多名，未致蔓延，办理尚称迅速，所有文武各员着照所请，免其置议。张鸣岐事前已有防范，临时布置亦尚周妥，所请严议之处，着一并宽免。广东为沿海重要地方，屡有乱党勾结滋事，实属不成事体，倘不严加防缉，诚恐酿成大变，不可收拾，着张鸣岐认真督饬文武搜捕余党，从严惩治，勿任漏网，以靖匪氛而保治安，嗣后尤须加意防维，切实清查，毋稍松懈，仍将办理情形随时电奏。此次阵亡各兵弁，并着查明奏请优恤。”

　　据此可知，清政府在将广东文武各员免于置议的同时，鉴于张鸣岐事前有防范、临事应对周妥，也免其严议，饬谕广东当局继续搜捕余党，严密防缉，防止酿成不可收拾的“大变”。同时，对阵亡官兵予以优恤，以示朝廷恩典。清廷可谓恩威兼施并用，但威已稍弱。

　　至于上谕中所谓“殊堪诧异”一语，究指广东省城“猝”有变故，还是“轰击督署”，抑或兼而有之，则牵涉26日军谘处函禀陆军部的预警是否发生作用这一问题。该上谕在电发两广总督的同时，亦命将张鸣岐原电抄发陆军部、军谘处，或许并非仅是令“该部知道”，而是对此前预警的回应。

　　陆军部随之的举措于此有所印证。与上谕发布的同日，4月29日，陆军部即密电广东新军“蒋协统”，称：“顷闻粤省不靖，督署被焚，该协统有稽查统率之责，务仰随时密为防范，遇事电部，切嘱。”尽管陆军部所发密电经由两广总督转致，但要求新军协统“遇事电部”，无疑也向两广总督、广东新军两方明确职能隶属关系。

　　该电所提到的“蒋协统”即蒋尊簋，字百器，蒋智由之子，留日学生，先后加入光复会、同盟会，时任广东混成协协统。揆诸史实，广东新军备受广东当局猜疑，显然是空穴来风，事出有因。然而，亦不能据此及辛亥后新军将领的政治立场，就可以得出新军趋于革命的结论。由上述广东参谋徐镇坤向军谘处的呈报可知，广东新军内部心系清廷的军士大有人在。即使如蒋尊簋，在当时也未必不是处于骑墙之势，这可由其复电中探知。

　　不久，北京军谘处、陆军部两部门收到蒋尊簋4月30日的复电。电称：“粤省自二三月来，时有匪党希图起事之谣，迨三月下旬，风传日甚，有谓已勾通新军者，有谓起事后即行扑攻新军者，有谓匪等密定赏格使戕新军官长者。制宪已密调水陆防军扼要驻扎，旋由本协探知匪巢，丛匪等撒火为号之诡计。统领即将情形会商参议，密禀制宪，设法搜索，一面督率官长昼夜防范，扼要驻守，兼筹并顾。廿九酉刻城中火起仓猝，督署被焚，逻察本协兵士安静如恒，当晚加派（误码一字）哨分途巡缉。”

　　据此电文所称可知：其一，同盟会在广州秘密据点及起事计划，实由蒋尊簋“探悉”，呈报新军统领及两广总督；其二，电文声称革命党串通新军仅为风闻，同时还有革命党与新军为敌的风闻；其三，革命党攻两广总督署的当晚，广东新军兵士“安静如恒”。作为被广东当局猜疑的对象，蒋电的回应，不仅在于剖白心志，而且意在表功，再次强调此次督署被焚之乱，系由新军首先提供情报，揭发了革命党密谋。这也印证了既往研究所指出的黄兴等人在广州密谋发动起义之时，有内奸告密的说法。

　　综观上述事实，不难看出在起义前后，北京方面有一新设机构的作用比较突出，即军谘处。该处不仅在事先提前获得革命党在广州密谋起义的情报，而且在事后又能接到广东新军方面的后续呈报，无疑是北京方面应对广州变局的新枢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