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剥夺人民言论自由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建立。3月2日，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公布《民国暂行报律》，要人民执行。规定：一、新闻、杂志已经出版及今后出版者，其发行及编辑人姓名，须向本部呈明注册，或就近地方高级官厅呈明，咨部注册。4月1日前必须办理，否则不准发行。二、流言煽惑关于共和国体、有破坏弊害者，除停止其出版外，其发行人、编辑人并坐以应得之罪。三、调查失实、污毁个人名誉者，被污毁人得要求其更正。要求更正而不履行时，经被污毁人提出诉讼，讯明得酌量科罚。

该律刚一颁行，立即遭到上海报界俱进会和各报馆反对，并致电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声称“报界全体万难承认”，请饬令内务部取消。3月9日，孙中山向内务部发出如下指令：“案言论自由，各国宪法所重；善从恶改，古人以为常师，自非专制淫威，从无过事摧抑者。该部所布《暂行报律》，虽出补偏救弊之苦心，实昧先后缓急之要序，使议者疑满清钳制舆论之恶政，复见于今，甚无谓也。又，民国一切法律，皆当由参议院议决宣布，乃为有效。该部所布《暂行报律》，既未经参议院议决，自无法律之效力，不得以‘暂行’二字，谓可从权办理。寻绎三章条文，或为出版法所必载，或为宪法所应稽，无取特立报律，反形裂缺。民国此后应否设置报律及如何订立之处，当俟国民议会决议，勿遽亟亟可也。除电复上海各报外，合行令仰该部知照。此令。”[①]时隔一日，又公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该法与宪法具有同等效力，明文规定：“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从此言论自由得到了法律保护，人民欢天喜地，思想大为解放，一时之间各地创办报纸（当时杂志也称报纸）风起云涌，言论相当自由，朝气勃勃。革命党人自负创造共和之功，目无余子，急欲掌握政权，创办尤多，大胆评论时政，攻击继任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不遗余力。

 然而，好景不长。1913年3月，国民党的代理事长宋教仁被刺身死。国民党人认为是政府指使人干的，就在本党某些报纸上大加谴责，言辞极其尖锐，有“万恶政府”、“政府杀人”、“政府罪状”及“民贼独夫”等字样。袁世凯原为前清旧官僚，虽然当选为共和国的国家元首，满脑袋仍是封建思想，以前由于需要利用各种政治力量巩固自己的地位，他对来自各方面的批评攻击暂时容忍下来。现在受到如此攻击，他再也无法忍受，决定以武力消灭国民党势力，遂于5月1日以“任意诬蔑”之罪名，命令内务部“严重取缔”《国风报》、《国光新闻》和《中国报》。[②]6月17日，内务部又对新闻界发出严厉警告：报馆对宋教仁案和善后借款“肆意诋諆，痛加诬蔑”，“甚至加大总统以种种不名誉、不道德之称谓”。“若不依法限制，实足扰乱大局，妨害治安”。倘若再“倡言无忌，淆惑观听，则是有意煽惑人心，妨害秩序，法律具在，断难宽容。”[③]

 镇压了国民党人的“二次革命”，当选上正式大总统，袁世凯开始肆无忌惮地破坏共和制度，以“鼓吹二次革命”、“袒护逆党”、“煽惑国民”、“诋毁政府”等等罪名，剥夺国人的言论自由。据不完全统计，1913年7月至12月，被封杀的报纸即达四十余家。其中中央政府直接下令执行的有：北京的《日日新闻》、《民国报》、《民主报》、《亚东新闻》、《中央新闻》《正宗爱国报》、《京话报》、《华报》、《国报》、《超然报》，吉林的《新吉林报》，福建的《民报》、《群报》、《共和报》，上海的《飞艇报》、《中华民报》。被禁止在北京发行的有南京的《中华报》，浙江的《天钟报》，湖南的《女权报》，上海的《民立报》。总之，指责袁世凯的报纸几乎都遭到厄运。

 1915年8月以后，袁世凯欲帝制自为；可是，民主政治深入人心，他不敢自行宣布，便盗用民意，以示“应天顺人”。为此，他一方面下令召开“国民代表大会”，进行国体投票和推戴皇帝，在法律程序上做到完全“合法”；另一方面剥夺人民的言论自由，禁锢人民的思想，大搞舆论一律，制造全国人民热烈拥护帝制的假象。

 其时中央政府尚无通讯社、新闻局一类机构，无法直接向各报下达指令。如何对付那些反对帝制的报纸呢？办法有两种，均很简单。首先，用金钱收买。只要反对帝制的报纸改为赞成颂扬帝制，都给金钱，名为“津贴”，实为“封口费”。其次，对于不肯接受“津贴”的报纸，命令军警采用暴力手段，封报捕人。如江苏当局就曾训令淞沪警察厅发出布告：“《民权》、《民立》、《民强》各报，专为乱党鼓吹异说，破坏民国，捏造事实，颠倒是非，信口开河，肆无忌惮，亟应从速禁售，以免淆乱人心。”[④]上海的《民新日报》、《民国公报》、《爱国报》、《民意报》、《民信日报》，北京的《天民报》，同样被加以种种罪名而取缔。其他持反对论调的《时事新报》、《中华新报》、《民国日报》、《益世报》等，在内地的则勒令停版，在租界的则停止邮递，在国外的则禁止输入。即使报纸拒用“洪宪”纪年，政府也勒令执行。淞沪警察厅即奉内务部电令致函上海日报公会，严正警告：如“再沿用民国五年，不奉中央政令”，“惟有禁止发卖，并报纸没收也。”[⑤]

 一般平民百姓自然无法与暴虐的政府抗衡，只能屈服。通过收买和暴力，袁世凯将国内反对帝制的报纸摧残殆尽，做到了舆论一律，使得“共和国体下之人民，罔敢拥护共和国体。”[⑥]“各报只可歌功颂德，无敢反对者。”[⑦]“参政院劝进之案尚未通过，而各报又一致有皇帝之颂，今上之称。其步骤之齐整，殆成不约而同之观。”[⑧]参政院推戴袁世凯为帝，北京各报都用红色印刷，大加庆贺。1916年开始，北京各报又一致以“洪宪元年”揭诸报端。所有这些都是高压政策的产物，根本不能反映出真正的民意。

 攀龙附凤之徒，甘做奴才鹰犬之辈，历代均为数不少。在他们眼里，没有是非，没有真理，只有私利，只会揣摩当权者的心理，看当权者的眼色行事。袁世凯称帝时亦然，除了党政军各界的心腹爪牙以外，新闻界也有一批。他们无耻地自称“臣记者”，利用手中的报纸积极宣扬帝制，欺骗世人，为袁世凯大搞舆论一律立下了汗马功劳，起了极坏的作用。这方面的典型人物要推薛大可和袁世凯死后被人们称为“三小人”的康士铎、乌泽声、汪健斋。薛大可经营的《亚细亚报》平时就吹捧袁世凯，得到政府支持，筹安会成立后，他又去上海办分社，鼓吹帝制不遗余力，虽遭遇炸弹袭击而不退缩。康士铎主编《民视报》，乌泽声主编《国华报》，汪健斋主编《京津时报》，亦是帝制的狂热鼓吹者。袁世凯称帝以后，《民视报》和《国华报》百般阿谀奉迎，歌功颂德之文连篇累牍，“今上”、“圣躬”、“我大皇帝”、“万岁无疆”等词充满报面，并发表一些文章为袁世凯镇压护国军张目。袁世凯对他们非常赏识，特意把他们三人和王博谦等八位报界代表召进新华宫中，赐下一满缸黄酒，让他们围坐痛饮，名曰“皇泽普被”，以示奖励。他们感到无尚荣宠，饮完酒各向北叩首九个，大呼“万岁”三声，谢主隆恩；汪健斋认为三声尚不足表达其内心的感激之情，居然大呼了四声。

 人民享有言论自由权利在每一个文明国家的宪法中都有明确规定，但是，纸面上规定的美好东西并不一定都能变为现实。因为在民主政治成为世界潮流之后，有些独裁者手段非常狡猾，取专制之实而不欲居其名，用宪政之名而惟恐蹈其实，极力在实际上剥夺人民的自由权利。袁世凯就是此类人物。1914年5月1日他公布的《中华民国约法》虽然也和《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一样，规定人民有言论自由；但在“人民”之后，又加上“于法律范围内”几个字，如此一来，便把言论自由严格地限制在“法律范围”之内，越过“法律范围”，即为非法，便无自由可言。言论方面的主要“法律”，就是此前一个月（1914年4月2日）颁布的《报纸条例》。该《条例》规定报纸不得登载的内容有八款，其一为“妨害治安者”。所谓“妨害治安”，《条例》并无具体界定，存在法律真空，全凭官方任意解释，报纸根本无法遵守。仅据此一点，官方就可将一切不满袁世凯的言论归于这款罪名之下，对报纸和编辑人员予以摧残迫害。

 专制淫威可以封住人口，却不能令人心服，压抑愈甚，愿望无从表达，人心愈愤。袁世凯称帝之所以遭到全国人民激烈反对，在短短几个月之内迅即败亡，残酷地压制言论自由，大搞舆论一律，实为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