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万里求学 明日报效祖国——留日学生与近
辛亥革命网 2010-07-29 00:00 来源：人民日报(1996.09.21) 作者：蔡建国 施宣圆 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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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国政府正式向日本派遣留学生100周年。回顾这100年来留日学生的历程，尤其是辛亥革命前后留日学生与近代中国社会的关系，对于今天我们留学生继承和发扬爱国主义光荣传统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甲午战争一战，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堂堂的“天朝上国”竟然败于东邻的日本，这究竟是为什么？中国的出路何在？成了朝野有识之士的重要话题。1000多年来，日本不断派人到中国学习、取“经”。历史进入到19世纪中叶，原来与中国一样闭关锁国的日本，经过维新运动，一跃而成为东方的强国，并开始对外扩张。于是，人们不再沉默了，不再讳言“洋务”和“改良”了，经过反思，得出结论：“维新之历史，足为东洋未来国之前鉴。”于是，1896年，中国政府派遣第一批留学生13人赴日。留学之风从欧美转向日本。据统计，自1896年到1911年辛亥革命前，留日的官费生与自费生已不下2万人，远超赴欧美的留学生。当然，在留学大潮中大多数是满腔热血，怀着寻求救国真理的中国青年。当年，留日学生吴玉章曾经写过一首诗：“东亚风云大陆沉，浮槎东渡起雄心；为求富国强兵策，强忍抛妻别子情。”这是当时留日学生心情的写照。事实也证明，留日学生与中国近代社会息息相关，对中国近代社会影响至深至大。
1．领导和参加反清斗争，推翻清朝政权，结束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动荡不安。一方面，西方列强加紧对华侵略，清朝统治集团屈服妥协；另一方面，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正在发动群众，在神州大地到处播种革命火种，开展一场旨在推翻清朝统治集团的武装斗争。留日学生身在东瀛，心系祖国。当国内传来声势浩大的“拒俄运动”消息以后，他们“急急聚商拯救之道”，纷纷集会、演说、募捐，组织敢死队，“奋发以救祖国，以援同胞。”当“拒俄运动”被镇压后，留日学生与许多革命志士一样，彻底丢掉对清政府的幻想，投入到革命斗争的洪流。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东京联合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成立中国同盟会。同盟会的领导者和会员绝大多数是留日学生。在同盟会的领导和部署下，一批又一批的留日学生先后返国，领导、策划和参加了一次又一次的反清斗争，其中如最为壮烈的1911年3月29日的广州起义，埋在黄花岗的七十二烈士中就有林觉民、方声洞等8名留日学生。
武昌起义的成功，宣告统治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的结束。孙中山在总结辛亥革命历史进程时指出：“本党从前在日本组织同盟会所得的会员，不过1万多学生，他们回国之后，到各省去宣传，所以辛亥年武昌起义，登高一呼，全国响应，不到半年，就收全国就统一的大效果。”（《孙中山选集》下卷，第465页）孙中山多次对留日学生的革命贡献作出高度的评价。事实证明，没有留日学生的策划、参加，就不可能有武昌起义的成功。武昌起义后，无论是民初的“二次革命”、护国、护法运动，还是反对“二十一条”的斗争、五四运动，留日学生或充当领导，或积极参与，充分表现了高度的爱国热情。尤其必须指出的是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12名正式代表中就有陈独秀、李大钊、李达、董必武、李汉俊和周佛海等6名留日学生。可以说，在近代中国的革命斗争中，没有一次是没有留日学生参加的。
2．创办刊物，翻译西书，启迪民智，唤醒国人。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朝气蓬勃，国力强盛。西方各种社会思潮在这里汇聚、交融、传播。在留日学生看来，日本是中国的一面镜子，中国要转危为安，变弱为强，就必须向日本学习，必须借助于西方文明。因此，他们中的许多人一到日本就如饥似渴地学习，研究新知识、新思想，并且通过创办刊物和译书活动把其介绍给还处于封闭状态中的中国人民。据统计，从1898年至1911年，留日学生在日本创办的刊物就有62种，其中如《民报》、《译书汇编》、《浙江潮》、《江苏》、《四川》、《河南》、《湖北学生界》、《中国新女界杂志》等都是极有影响的刊物。与此同时，留日学生中的译书活动也如火如荼，翻译的西书达数千种之多。著名的译书团体有：1900年成立的译书汇编社以及湖南编译社、会文学社、新译界社、教科书译辑社、闽学会、国学社等。
留日学生在日本创办的刊物与国内的同类刊物相比，不仅数量多、质量高，而且内容“全是大是大非，掷地有声的。”他们所翻译的西书也是如此，主要是揭露清政府的腐朽黑暗，宣传日益加剧的民族危机，号召人民起来推翻封建专制统治；介绍西方资产阶级各种学说，探讨西方国家和日本的富强之道，寻求中国救亡图存的各种方案。像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警世钟》、《猛回头》以及章太炎的《驳康有为书》，是当时最有影响的光辉篇章，在中国知识界、思想界乃至整个社会都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可见，20世纪初的日本是宣传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策源地；留日学生是宣传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主力军，他们为资产阶级革命大造舆论。
3．传播新理论，介绍新文化，推动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发展。留日学生创办的刊物和翻译的西书，内容丰富多彩，但其中以社会科学方面的内容居多，这是因为“政治诸书乃东西各邦强国之本原”。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当时日本流行许多有关社会主义的著作，研究社会主义理论形成一股思潮。身在此间的中国留学生深受感染，并引起浓厚的兴趣，把它们翻译出来介绍给国人。在《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1996年1月版）中，作者把福井准造的《近世社会主义》，作为“早期社会主义学说间接转入（中国）的第一种”；把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作为“20世纪初汉译社会主义的启蒙读物”。此外，如朱执信在《民报》介绍《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民报》上的关于《共产党宣言》的介绍，宋教仁的《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等，对于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早期的传播都作出极其重要的贡献。
留日学生介绍到中国来的，还有西方和日本的教科书以及教育理论、教学方法、学校管理的书籍；有法律制度、法学思想（代表人物如宋教仁）；有军事学，尤其是军国民主义（代表人物如蔡锷）；有文学艺术（代表人物如鲁迅，李叔同）；以及各种自然科学等等。作为当时留日学生的郭沫若在《中日的文化交流》中指出：“近代中国的文化，是在很多方面受了日本的影响的。”
中国青年东渡日本留学本来就有一种改变祖国命运的紧迫感，一种改变祖国命运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他们在日本孜孜以求，从各个不同侧面，不同角度，努力探讨，积极宣传日本和西方的先进文化，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今天，历史已翻开新的一页，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的国门大开，一批又一批的中华儿女走向世界。人们高兴地看到，他们正在继承和弘扬他们先辈的爱国主义光荣传统，为实现祖国的繁荣、昌盛、文明谱写崭新的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