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温州先贤 牵动两岸学者(2)

　　朱镜宙的社会研究不是为研究而研究，而是为改造社会而研究。他调查华侨教育状况是为改善华侨教育；他调查新加坡、马来西亚社会状况是为了改善华侨的处境。后来他主政甘肃陕西财政，在调查基础上更进一步到践行改造社会。他在甘肃主持禁烟，又减轻赋税，取消了茶税和烟叶税，百姓为之欢呼，并铭志以感谢。

　　朱镜宙研究新加坡马来西亚的著作，开华侨史先河，更开了我国研究东南亚社会史的先河。他踏实研究社会，践行改造社会的善举为我们树立了先驱榜样。

　　创办“台湾印经处” 繁荣台湾佛教文化

　　张家成（浙江大学教授）：

　　作为一个护法居士，朱镜宙不仅热衷佛教慈善事业，而且毕生关注印经、弘法事业。创办“台湾印经处”，就是朱镜宙对现代中国佛教尤其是对台湾佛教的重要贡献。

　　早在1939年，朱镜宙就在《海潮音》杂志第二十卷第十二号上发表《与友人论改革佛教书》，就关于校经一事呼吁“应从速成立全国统一刻经处（可作为永久机关），搜求海内外善本，网罗全国学问精湛、品德兼备之士，无论居士或沙门任校刊之责，将三藏译本统筹刊印、颁之各寺，用为定本。”

　　1949年夏季，朱镜宙来到台湾之初，就到台北市郊的观音山凌云寺，向荣宗法师借得寮房一间栖身，并兼任中国佛教会理事，潜心研究佛法。当时他来到台北市想购佛经，结果好不容易才找到一部木版《净土五经》，定价老台币八万元，并且只此一部，后来者即无书可买。由此可见，在日本殖民统治五十年里，台湾的文化出版事业受到压抑，连带着佛教经典也极度缺乏。此一事件激发了朱镜宙办刻经处，使佛经广为流通的构想，于是与在台的李子宽居士、大醒法师等发起成立“台湾印经处”，刻印佛教经论。此外，朱镜宙还与屈映光、赵恒惕、钟伯毅等居士发起修订《中华大藏经》。虽然当时台湾的佛教书籍一书难求，但台湾印经处却大量供应，而且多半以赠送为主，几乎只够回收成本。那时的台湾印经处实际上“由铎民（朱镜宙）一个人唱独角戏”，印经事务由他的得力助手周春熙居士主事，每月都有多种经书出版。仅在1949年至1952年间，共印佛经数达10万余册。据星云大师回忆：“我们在各地讲经时，没有经本根据，都会向台湾印经处请购，有的一本五毛钱，也有的一本一块钱。所以在流通法宝方面，他（朱镜宙）和香港佛经流通处的严宽祜，同样都是让法宝重光、法音宣流的模范，可说功德无量。”

　　朱镜宙晚年寓居台中正觉寺，还与佛教居士李炳南、朱斐、于凌波等创办佛教菩提医院，朱镜宙捐款出力，支持颇多。朱氏所撰《五乘佛法与中国文化》《八大人觉经述记》《论地藏经是佛对在家弟子的遗教》《维摩室剩语》等四部书亦由周邦道居士列入《中华大典》宗教类佛门类收录，由中国文化学院印行出版。

　　可以说，朱镜宙先生晚年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在台湾的佛教弘法利生和佛学研究。台湾今日佛教文化的繁荣，与朱镜宙先生等护法居士当年的努力和做出的贡献是密不可分的。遗憾的是，因事过境迁，加之朱镜宙先生一向为人低调，朱镜宙在台湾创办台湾印经处的经历以及其在台湾弘法事迹所知者甚少。

　　革除甘肃苛政之最 拨款制度改现金支付

　　周秋光（湖南师范大学教授） 向常水（湖南师范大学讲师）：

　　朱镜宙在1948年回忆自己经历感悟的长诗《六十初度》中写道在甘肃整理财政的艰难情形，“欲向庖丁问解牛，乱丝万绪苦军筹。均输尽罢荒屯课，减引兼为拓殖谋”。他整理甘肃财政的主要举措之一即废除拨款制度，改为现金支付。

　　“陇右苛政，无如拨款”，“财政之紊乱，吏治之腐败，以及军纪之无法改善，胥皆造端于兹”，“拨款之害，笔难罄书，其急需取消”。在清代，每年中央政府给予甘肃数额不小的财政补贴，但入民国后，“协饷断绝，军政各费，迫不得已，遂以拨款为惟一应付之方。无论各县有无款项，每月量出为入，分别指拨，一经明令，即向民众摊派，累官病民，莫此为甚。”在协饷取消、军费猛增情况下，甘省财政更加捉襟见肘，1932年收支不敷数额达400万元左右，这还不包括临时特别支出项目，到1935年“省库积欠一千万元以上”。面对这一状况，甘省财政厅“遂以拨款制度为惟一周转之方，使领款机关向经征机关提取，拨款之数，每至超出各县局额征以外”，差额部分即向民众摊派，“弊不胜言”。

　　朱镜宙上任伊始就决定废除这种不合理制度，但因多种原因屡试屡辍，直到1934年向省府报告此事，才获批准，从1935年1月起开始废除拨款制度。甘肃取消拨款制度工作先从旧兰山道区、陇东、陇南的50个县开始，分3期进行，先请各县长、税务局长“自行认定从某月起，按月认解省库确数。至以前所拨之款，或已付，或未付，或已付若干，概由财政厅商请各机关及军队，不再派人催提。而各县局于认定数字后，必按月实解，不得短少分文，免致废除拨款制度中途受了影响。”在拨款制度取消后，改发现金。这一工作在各方的有效配合下顺利完成。朱镜宙后来回忆道：“自此历年拨款秕政，在很短时间内，革除净尽，是件值得一书的大事。”

　　实践南社诗歌理念 提倡“唐音”

　　吴姗姗（台湾成功大学博士后研究员）：

　　讨论朱镜宙诗，不能不提南社。南社是中国近代一个组织庞大的社团，主要创作理念是革命，因此，虽是文人团体，但以革命思想相聚合。朱镜宙加入南社，从他努力向学，不甘仅以教书为终，远离家门求仕，可知他的心志思想亦有革命质素。清末知识分子力言革命，目的为了救亡图存，除了西洋军事经济、议会法律制度深深吸引有智之士，在“改造国魂”与“救国”事上，仿佛文学，包括各种文类均可救国。

　　作为南社成员的朱镜宙，其诗歌与所属社团理念有实践也有背离。实践的是南社的“远追唐音”与“革命精神”，背离的是没有走入南社为了反对同光派的谩骂，而将革命精神转换为济世宏业。南社的成立，从宣传革新、反对同光派独霸文坛，一直到柳亚子指责同光派为“亡国之音”，借着意气之争而带有政治色彩的言论，恐怕是导致南社解体的最大因素。朱镜宙虽为南社成员，但是从他存世的诗看来，有革新理念但无激烈反抗之词与争强夺气之语。

　　关于南社的主张，抛开以文学作品鼓吹反满清、反封建、推动民主革命的问题，在诗歌理论上，以提倡“唐音”为宗旨。柳亚子所谓的唐音，主要为了反对同光派的遗老气息，认为当时的仕族阶层诗歌颓废衰落。平心而论，南社将革命思想注入诗歌主张并不稀奇，中国两千多年的文学史，历代都有文学革命，只在于革命所欲翻转之文类、体制、思想标准不同而已，所以，虽然南社在近代文学史的评价褒贬不一，“革命”在当时并非具有特殊意义，但若“以诗论诗”而言，其提倡唐音确属当时之清流。柳亚子倡导的不是局限于追随初、盛、中、晚唐的某人某派，而是唐诗的雄健豪放，此与南社的“革命”思想性质相应，因为革命精神必须昂扬向上、飞动前进，在某种程度上与唐诗精神相合。 南社主张唐音，朱镜宙既然加入社员，则唐音主调“情感”可作为分析朱镜宙诗之基础。南社两个口号：唐音与革命，朱镜宙诗都有所实践亦有背离。

　　朱镜宙怀抱革新志气，但其诗绝少革命口号与呼喊，而属于温婉和美风格。综观其诗，不论各诗主题为何，都蕴有情意，这对于诗歌而言，或许并非大事，但是作为南社社员，能与社团之口号、宣传作品异趣，是其特色；朱镜宙对南社诗歌宗旨之实践与背离，实践的是“唐音”的蕴藉含蓄，背离的是他并不以宣传呼喊表现内心激烈之情，也不写革命。然而，朱镜宙诗中有革命思想，只是他用不同方式表现，他所转换的革命态度是用沉稳代替激情，再用壮游开拓心胸，心胸开阔自然有足够的正能量支撑生活苦难。以不同的方式革命，朱镜宙从事的是实际参与社会政经实业，改善百姓生活、启发民智，在当时社会来说，何尝不也是革命之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