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尚明轩：孙中山的影响无人可以替代(2)

　　第三，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还是亚洲乃至世界被压近民族日益高涨的解放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代表和象征意义。

　　正是由于时代的变化、孙中山个人周游世界的阅历和斗争的需求，使他具有超越前辈和比同时代人更为广阔的眼界，使他在毕生的革命生活中，不是把革命仅仅局限在中国范围内，而是始终满怀热忱地注视世界大势的发展。他把自己从事、领导和革命融入世界范围内的进步潮流，与整个世界政局的变化以及亚洲各民族的解放事业联系起来，不但使其思想和活动对亚洲民族解放运动产生重大则深远的影响，促进和推动了如印尼共和国的缔造者苏加诺、越南民族运动领导人潘佩珠、菲律宾民族解放运动领导人彭西及日本、印度等亚洲一些国家爱国志士的觉醒和民族解放事业的发展，而且使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从此带有直接的世界意义。

　　从更广阔的国际社会背景上进行分析，我们过去低估了孙中山与列宁的关系。实际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并行不悖，应该都被看作是社会改造的一种选择，很难有谁高谁低之分。孙中山提出的民族独立、和平外交政策以及和平发展思想，强调世界的不可分性以及洞察全球的大趋势、摒弃“荒岛孤人”式的固步自封、必须开放又定要“走自己的路”的思想，提出的世界和平的前提应是中、日、美合作的战略远见等，均具有重要、深刻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理应深入探讨和借鉴，从中吸取有益于推动国家和民族前进的精髓。

　　再从孙中山的革命活动看，他始终把自己的活动融入世界范围内的进步潮流，并且赋予“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以新内容，新的时代寓意。他把理想社会，看作“天下为公”的“世界大同”，一直是孙中山的最高理想。他的文化史观在积极方面是发展进化的，是具有世界眼光的，这在20世纪初是很突出的。他称颂社会互助、呼吁国际互动，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调和社会矛盾与和平世界的和谐社会理论。他与亚、欧、美三洲一些国家的政府，尤其是友好进步人士有着友好的交往和亲密的关系。正因如此，孙中山获得全球不同社会制度和发展层次国家的人们的广泛认同，在世界上亦享有巨大的声誉，受到普遍的尊崇，是现代世界最有影响力和最受尊崇爱戴的伟人之一。他在近代中国政治领袖中无人出其右，堪称世界公民的第一人。

　　我们都公认，在当今的新世纪，世界上真正重大的、带有全球性的战略问题，就是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孙中山不止一次地阐述过，中国与世界的相互关系是双向的。因此，我们回顾和研究孙中山人类进化发展的国际互动、互动理论，依然依着不可忽视的借鉴、启迪的重大现实意义。

　　第四，我们还应该认识到孙中山又是一位大力宣传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向往者。

　　孙中山毕生都在学习西方，是为救国而虚心学习外国的。他的思想旨趣，是博采众长，吸收世界先进思想为我所用。孙中山在向往、宣传社会主义方面表现得特为显著。根据历史资料的记载，早在1903年12月，孙中山就提出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企盼建设中国式社会主义。之后，他终其一生向往并大力宣传社会主义，还曾努力号召以社会主义理想建设国家。

　　孙中山之所以向往并大力宣传社会主义，并非偶然的。是他经过长期学习和研究的结果。

　　孙中山早在1897年在英国伦敦时，就着手“研究了马克思、乔治、穆勒、孟德斯鸠以及其他的人”，曾对各派社会主义学说，做过一番苦心的探索和研究。孙中山曾称此时“始知徒使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如欧洲列强者，犹未能登斯民于极乐之乡也，是以欧洲志士，犹有社会革命运动也。”之后，孙中山在1897-1903年旅居日本期间，与当时的社会主义学说热潮有了更多的接触。他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强烈刺激下，开始了解到什么是阶级斗争，什么是社会革命，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有了进一步的一些认识。

　　1905年初，孙中山由美国抵欧洲，在中国留学生中从事革命宣传、组织革命活动。同年5月中旬，他曾专程到比利时布鲁塞尔社会党国际局访问第二国际主席王德威尔德和书记胡斯曼，自称是社会主义者，要求加入第二国际。孙中山在与他们的谈话中曾反复表示，“中国社会主义者要采用欧洲的生产方式，使用机器，但避免其种种弊端。”这就是中国要吸收西方文明的“精华”，而决不成为它糟粕的牺牲品。这样，“中世纪的生产方式将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生产阶段，而工人不必经受被资本家剥削的痛苦。”孙中山说，他要与第二国际各社会党的原则“更趋一致，防止往往一个阶级剥夺另一个阶级，如像所有欧洲国家都曾发生过的那样。”更为可贵的是，孙中山在二次革命失败后流亡日本十分穷困之时，仍然相信“中国是可以实现社会主义的国度，这个国度应用来作为社会主义政府的典范”；呼吁国际社会党执行局协助他“把中国建立成全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记者：孙中山先生从西方社会主义思潮中接受了哪些影响？

　　尚明轩：按照孙中山的说法，他已知道有关各国的社会主义派别起码有57种之多，研究学者有千百家，出版的研究著作也有几千种，而当时“普遍人（即一般民众）对社会主义无所适从。”1979年2月间我受宋庆龄委派曾去整理过上海孙中山故居中的图书室，见到多本社会主义方面的名著，如马恩的《资本论》、麦克唐纳的《社会主义运动》等，并且范围广泛，可以从中考察其学理的渊源。

　　孙中山对马克思主义诚然有不少误解，但他不仅对它有所了解，而且确因涉猎过其他的社会主义学说，而对各种名目的共产党、社会党进行了比较、分析和研究。比如：他对出现社会主义运动初期的“均产派”提出的“合贫富各有之资财而均分之”的主张并不赞成，认为它虽然激烈却很粗浅，“于事理既未能行，而徒然肇攘夺变乱之祸。”他也不赞成乌托邦派，说他们都是一些悲天悯人的道德家，只寄托于子虚乌有的安乐世界，讲些“理想上的空话”，而丝毫没有提出“消灭人类的痛苦的具体办法。”孙中山最为推崇的是马克思的“科学派”，即科学的社会主义，认为马克思是“社会主义中的圣人，专从科学方法去研究社会问题的解决，所著的书和所发明的学说可以说是集几千年来人类思想的大成”，各国社会主义学者“都是信仰他”，“岌岌提倡马克思之学说，主张平均分配，求根本和平的解决。”

　　孙中山是为救国而虚心向外国学习的。他力图适应世界的新潮流，而外国繁多的社会主义学派又各有长短；并且中国近代社会、特别是五四运动前后所具有的多种经济成分、多个阶级、多种思想、多条道路并存的过渡社会的错综复杂特征又特别显著，有如孙中山深切感受的：当时各种新思潮、新出版物“纷纷应运而出，扬葩吐艳，各极其致，社会遂蒙绝大的影响。”孙中山从来以人民全体的代表自任，这时更提出“全民政治”的政治观，更重视当时在中国有影响的一些社会主义流派的思想，以便容纳更广泛的主张，争取更多人支持他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