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往开来的文化守望者冯天瑜
辛亥革命网 2011-06-13 00:00 来源：楚天金报 作者：饶超 查看：
数鄂籍风流人物，冯天瑜先生自是不可或缺。然先生潜心研究学问，对名利二字淡薄之至。记者虽几经联系，都被婉拒。直到近日为纪念辛亥百年，才终有机会近距离感受这位学问大家的人格魅力。
英雄少年：图书馆里泛舟神游
见到冯天瑜教授之前，记者与很多人怀着一样的疑惑：一个最初选择生物专业的学生，为什么会转攻人文社会科学，并将其作为自己终身研究的领域？直到近日，在武汉大学那间四壁书架的办公室里见到冯先生后，这个疑惑才彻底解开。原来，当初选择生物专业是受历史条件所限，其实冯先生从小就有浓厚的文史兴趣，这与其家学渊源有密切关系。
冯天瑜的父亲冯永轩先生是湖北红安人，据说半耕半读自学了8年的古代文化典籍。1923年进入武昌师范大学，师从著名学者黄侃。1925年清华大学国学院成立，冯永轩是国学研究院一期生，师从梁启超、王国维等名师。毕业之后，先后在武汉中学和国共合作的党义研究所任教，与同乡好友董必武共事，交谊甚厚。冯永轩专于古文字学、西北史和楚史，这种家学传统对冯天瑜影响非常大。“从小学三年级起，我每天从武昌实验小学步行半小时，到绿树掩映的蛇山之麓、刨冰堂下的湖北图书馆。”回忆往事，少年时候在湖北图书馆泛舟书海的经历，令冯天瑜终身难忘。那里的诸多回忆仿佛就在昨天，冯先生也称之为“精神家园”。那时候，他的母亲在湖北图书馆工作，恰好为冯天瑜提供了读书的条件。从儿童阅览室的小人书看起，林教头风雪山神庙的悲壮、秦琼卖马的无奈、岳飞枪挑小梁王的神勇都令年幼的冯天瑜神情摇荡。“这得感谢20世纪50年代的中学教育，那时还没有沉重的课业负担，功课在校内自习时就可以做完。我对考分一向不大经意，母亲也没有因为考分高低而奖罚。每天放学归来，包括星期天，大都泡在阅览室里。”从六年级开始，冯天瑜再很少到儿童阅览室，他成了湖北图书馆成人阅览室里的常客。从古典文学到外国文学，从游记到地理书，少年冯天瑜学问大进。当时湖北图书馆的老馆长方壮猷称赞他：“将来一定可以继承乃父事业！”
学人本色：淡泊名利惜时如金
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说：“人们是由于诧异才开始研究哲学……人们追求智慧是为了求知，并不是为了实用。”只有这种纯粹的求知态度，才能达到学问的至高境界，冯天瑜做到了这一点。他回忆年少读书的经历：“那种纵游书海与应试无涉，没有被功利心所污染，唯一的驱动力是兴趣、好奇。堂皇言之，是求知欲望。”
如今的学问者，多是为了写文章出书而找材料，各类图籍大多被分割、拼合成了所需的资料长编，却没有那种悠游于名著佳篇的陶醉感。冯天瑜也这样反省自己。但在学界同人看来，他身上恰恰保持着“求是”和“求真”的纯粹学人本色。冯先生的学问功底远胜众多学术明星，但他志趣只在“学术”，不在“明星”，著述讲话丝毫不见矫情作秀。
对于学问的专一，有时更让他闹出令人捧腹的笑话。据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聂长顺老师介绍，冯先生对于史事、典籍、地理都能如数家珍，但生活中的忘性之大亦毫不逊色。电话号码、门牌号码……这些对社交至关紧要的数据，总被他放置在记忆盲区。每次购物回家，夫人问其价格，他一概回答不上来。有次朋友来访，先生一时之间竟叫不出对方姓名，只好悄悄把夫人叫进其他房间，低声询问：“来客非常熟悉，到底姓甚名谁？”
因为求真知的心态，冯先生几乎把所有时间都用到了学问研究上。关于这点，记者在采访中深有体会。即使在采访间隙，先生也奔走在书桌与客厅之间，就在记者埋头看照片的时候，突然发现冯先生不见了，原来他已在书桌前埋头工作。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罗福惠教授介绍说，三国时魏人董遇常教人利用“三余”时间治学，称“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阴雨者时之余”；而冯先生不仅善用“三余”，连会议之余、观赏之余、饮食娱乐之余都统统利用上了。
大家风采：纵横交流扶持后学
中国文人本来是很注重交游和切磋的，从晚清文士的“雅集”，民国新式知识分子的“沙龙”，直至三五知交的清谈、探讨及争论，都曾在学术史话上留下生动印记。据罗福惠回忆，20世纪80年代，由于武汉大学萧萐父教授的倡议，武汉几所高校中研究思想文化史的同道举行过几次聚会，冯天瑜正是活动的积极参与者。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研究者们聚会渐少，纷纷“躲进小楼成一统”。到新世纪更是如此，大家似乎都在忙于“上项目”、“上电视”。但自始至终，“冯先生和我们的聚首机会却非常之多……无论是在本地的还是在外地的学术会议上，或者在两校研究生的毕业论文答辩时，一年数见是经常的事情。”罗福惠对此印象很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