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应龙：华侨是革命组织的重要支柱(3)

　    南都：具体到什么时候，革命思想开始对华侨有了明显的影响？

　    张应龙：1908年，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死去，清王朝的统治更显得风雨飘摇，革命思想的影响慢慢地大起来。但这种影响主要集中在中下层华侨中，上层华侨普遍不支持革命。孙中山最开始时也曾寄希望于华侨中的大资本家，希望他们能出钱资助革命，但收效甚微。为什么呢？因为上层华侨大多同当地政府和清朝政府都有密切的关系。他们考虑到，如果反清，清政府追究下来，很可能连累在国内的家人，而且也会得罪当地政府，因为当地政府大多和清政府维持着比较好的关系。新加坡、越南殖民政府都曾经禁止孙中山入境。革命党人主要在华侨的下层中积极宣传革命思想。当时，由于东南亚殖民地政府对革命活动多有限制，同盟会不能公开活动。为了宣传革命，他们采用阅书报社的方式作为革命组织的形式和开展革命活动的场所。经常是弄几本革命书籍，大家看了之后互相讨论，然后切磋，辩论、宣传或者鼓动加入组织。

　    总的来说，在华侨中支持革命的始终是少数。武昌起义成功后，华侨才开始大力资助革命活动。像马来亚锡矿大王陆佑，非常有钱，但他就是不肯捐钱，武昌起义以后，他才捐了一些。类似这样的大老板，不支持革命的原因，有思想认识的问题，也有切身利益的问题。

 　   组织：从秘密会社到革命团体

　    孙中山看到了致公堂在美洲的巨大影响力，所以他为了促进同盟会在北美的发展，于是要求三藩市同盟会会员集体加入致公堂，实际上就是想借致公堂这个壳来发展同盟会自己的力量。

　    南都：当时参加革命党的华侨大概是一个怎样的分布？

　    张应龙：应该说，从兴中会到同盟会，华侨始终是革命组织的重要支柱。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首批20多个成员都是华侨。之后兴中会先后在香港、台湾、越南、南非等地成立兴中会分支。到1905年，兴中会能明确身份的会员有286人，其中华侨就有219人，由此可以看出华侨的重要性。1905年，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后，先后在香港、南洋、美洲等地建立了分会。在东南亚，同盟会起初以越南为中心，建立了西贡堤岸同盟会、河内同盟会。1908年后，由于法国当局对革命党人的活动采取敌对政策，越南同盟会的活动被迫采取隐蔽的方式进行，孙中山也被禁止进入越南。之后，孙中山便将东南亚同盟会的领导中心从越南转移到新加坡，并在新加坡成立了南洋支部。革命党人以新加坡为中心推动东南亚其他地方同盟会组织的建立，先后派人到马来亚、缅甸、印尼推动组织同盟会。1909年，同盟会南洋支部从新加坡移至槟榔屿，到武昌起义爆发时，新马的同盟会员人数约有3万人，缅甸的同盟会会员则有2343人。而在美洲，前面提到，在1909年之前，由于维新派影响巨大，同盟会发展非常缓慢。1909年后，同盟会在美洲华侨中开始快速发展。孙中山赴北美推动美洲同盟会组织建设时，受到华侨的热烈欢迎。当年，孙中山在纽约促成美东同盟会成立，之后又在芝加哥建立美中同盟会。1910年，孙中山到达三藩市，在他指导下，正式成立了美洲三藩市同盟会总会，以领导北美地区的同盟会。与此同时，在孙中山的劝说下，三藩市同盟会会员甚至集体加入了洪门的致公堂。

　    南都：为什么要集体加入这种秘密会社？

　    张应龙：在北美，大多数华侨加入了洪门致公堂。如果你不加入，就很难得到帮助，甚至受到排挤。1903年孙中山到檀香山之后，吸取第一次到美国开展革命活动收效不大的经验，在檀香山加入洪门，并被封为“洪棍”。1904年，孙中山抵达旧金山时被美国政府收押，最后是旧金山洪门致公堂的首领黄三德等人把他营救出来。由于孙中山也是洪门致公堂的人，他走到哪里，都有致公堂的兄弟招待他，照应他。孙中山看到了致公堂在美洲的巨大影响力，所以他为了促进同盟会在北美的发展，于是要求三藩市同盟会会员集体加入致公堂，实际上就是想借致公堂这个壳来发展同盟会自己的力量。

　    南都：像致公堂这样的秘密会社在华侨中的影响力到底有多大？

　    张应龙：十九世纪的时候，秘密会社的影响非常大，它用暴力手段控制华侨。华侨初到海外时，各种人都有，既有被“卖猪仔”拐骗到海外的，也有在国内犯事或者逃债的。他们中的有些人在国外专门经营鸦片、赌场等生意，这些行业需要找一帮人来保护自己，这些人慢慢就形成了秘密会社，实际上就是黑社会形式。华侨秘密会社为了争夺利益，时常会打仗、械斗。东南亚的殖民政府在早期大多实行间接统治的方法，往往通过华侨头领或者会馆的领袖来管理华侨事务。在十九世纪的上半期，海外华侨社会的领导阶层基本上是由甲必丹（或帮长、会馆领袖）、秘密会社头目、受当地政府委任的官吏、商人四部分构成。这四种人的身份并不是泾渭分明的，他们之间互相交叉，或者同时兼有多种身份。

　    到19世纪末，当地政府开始加强对华侨社区的控制，从间接控制转变为直接控制，对华侨秘密会社进行打击，所以秘密会社从19世纪末开始衰落下去。除了秘密会社之外，华侨社区的管理主要是靠会馆。一般来讲，会馆是华侨社会三大支柱之一，另外两个是学校和报刊。会馆主要包括地缘会馆、血缘会馆两种，这些会馆在早期时力量非常强，它既能调斛华侨社会中的纷争，也会做一些慈善救济工作，同时也代表华侨同当地政府进行交涉。大致上可以这样说，会馆是从正面、以合法的形式领导华侨社会，秘密会社是从地下、以非法的形式干预华侨社会事务。

　    南都：这么看来，由于秘密社团和会馆的影响，当时的华侨社会组织还是非常严密的。

　    张应龙：移民活动不但是人的移动，而且是社会组织、宗教信仰的移动。海外华侨参照家乡的传统，在海外先后建立各种社团组织。早期移民活动中的“连锁移民”模式以及经济活动的“集聚”模式，都有力并加强了华侨社会的内部控制能力。尤其在猪仔贸易制度流行的年代里，猪仔华工更是以人身依附为特征受到控制。华侨社会的内部事务，包括经济、行政、司法等，基本上由华侨领袖根据中国封建传统制度和习惯予以处分。在20世纪中华商会这类组织取得华侨社会领导权之前，会馆是华侨社会的领导机关。在美国，华侨要回国，必须经过会馆的核准，因为要确定你有没有欠债、是不是一个良民。可是，华侨社会的社团组织是分成一块一块的。比如说，广东人里有广府帮、潮州帮、客家帮三大帮派，在潮州帮里又分各个县，或者姓氏。这些会馆都是自己管自己。当中华总商会这类跨帮派的组织进行选举时，也往往是采取分帮选举的制度，按照帮派来分配名额。

　    南都：华侨社会的这种特性有没有影响到革命活动的组织情况？

　    张应龙：影响非常大。前面提到孙中山到美国后，为了扩展同盟会，甚至要求同盟会员加入洪门。因为洪门一直坚持“反清复明”的口号，所以当孙中山向他们宣传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思想时，便获得了支持。洪门一直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后来甚至还专门成立了洪门筹款局，发行债券，甚至变卖了洪门的家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