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维铮：清末政治革命从思想激变开始(2)

    　南都：革命党的革命思想又是怎么来的？

   　 朱维铮：这要回溯到义和团运动起来的时候。当时慈禧太后向列强宣战，上海、天津还有南方的一些知识分子，大概七八十个人，在上海张园自己主动组织了一次“中国国会”，完全模仿西方的做法，每个参加者都有选举权，而后投票依据票数选出谁是会长，谁是副会长。结果选出来票数最多的正会长———容闳，留美的学生；次多的副会长———严复，留英的。表明比较亲日的知识分子得不到大多数人相信了。中国第一次出现底层主动要求民主，张园国会宣言第一条便是不承认通匪(义和团)、出卖国家利益的伪政府———指慈禧太后在西安成立的是伪政权。

   　 这份宣言中还提出了一个引起争论的口号，就是要保救光绪帝来当新政府首脑。章太炎当时在会上便争论这个口号矛盾，一方面不承认满清伪政府，一方面又承认满清头目光绪皇帝。章太炎在1900年7月在国会上提出这个意见后得不到其他人的赞成，因而愤怒了，割了辫，改穿那种宽袍大袖，还给孙中山写了信。此信在香港一份讲革命的小报纸上登出来之后影响极大。后来，这被视为真正在中国提倡“排满”革命舆论的开端。

    　南都：章太炎属于江浙一派的革命党，此外还有孙中山的、两湖的，同盟会中共有三派，他们都同意通过暴力推翻满清政府吗？

    　朱维铮：当然，同盟会三派在反清上面是一致的。

   　 南都：除了保皇党和革命派外，辛亥革命前后的立宪派思想，是当时社会中的一个重要的思潮。立宪派有哪些代表人物？他们的思想经历过哪些阶段？有何分歧？

    　朱维铮：立宪派实际上不是一个派，他们只有一点是共同的———君主立宪，但对实现立宪后君主的作用，分歧非常大。康有为极端的矛盾，他希望光绪皇帝能够当中国的彼得大帝，用专制君主权力，强迫进行现代化；又希望光绪皇帝学习明治天皇，因为明治维新实际上是士人、留学生策划改革。另外，当时主张中国革命的人，也希望中国有一部宪法，但这部宪法应当是怎么样的呢？孙中山似乎赞成西方的三权分立，章太炎便不赞成。当时国会制度叫做代议制，章太炎专门写了《代议然否论》讨论代议制是否适合中国。他认为代议制度只会培养出像日本明治维新那样的国会，议员都像皇帝，所以他称之为议皇。章太炎说，我们中国连一个皇帝都不要，难道我们中国革命之后要培养出千百个“议皇”？后来有人便讲孙中山要搞三民主义，章太炎只要民族主义，是一民主义，我认为这种看法不符合事实，章太炎要求直接民主，要求老百姓都能发表意见，因为他本身是比较底层的知识分子，连秀才都不是。

 　   南都：章太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思想？

    　朱维铮：这种思想来源于生活和传统，当时的浙江是一个思想活跃的地方。他特别强调平等的传统，因为他习惯清朝的考据学家们平等地争论，他特别欣赏这些东西。他在政治上是反对权威主义的。

    　南都：江浙立宪派张謇、汤寿潜在上海组织预备立宪公会，认为立宪是中国救亡图存的惟一法宝。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思想？

    　朱维铮：那不是张謇一个人的说法。中国从戊戌变法开始，便开始出现新派思想家。一直到“五四运动”，中国有新思想，可谓有见解的，起码有一百个。

    　南都：武昌起义后，康梁看到革命这样的局面，他们的思想有没有什么改变？

 　   朱维铮：梁启超拥护共和，康有为主张复辟。康有为办“孔教会”最主要是为了复辟清朝君主制度。辛亥革命后两次帝制复辟，第一次是袁世凯，第二次是张勋。两次复辟，鼓动军头反复辟的主要是梁启超。张勋复辟时康有为是参与的，失败后跑到美国领事馆去，并在里面声称要将梁启超革出教门。梁启超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因此梁启超和康有为的分歧越来越大。

   　 南都：革命派内部也有思想分歧吧？

    　朱维铮：分歧大了。比如说孙中山要平均地权，很多人不理解也不赞成，武昌起义的骨干就把平均地权改为平均人权。后来在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六十周年时，有人就批判他们革命不坚定，反对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其实根本不懂得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为何物。

    　革命之中的偶然必然

    　如果清政府没有那么愚蠢，提前一个月或者两个月一点点实行“十九条”的话，不会有四川保路运动，也不会有辛亥革命，当然也不会有全国性的各省独立。但历史是不可以假如的。历史可以假如的话，那么辛亥革命不可能发生了。

    　南都：从上面的分析来看，晚清时思想的变革似乎是必然的，可你也曾提到辛亥革命是一个偶然事件，这种偶然性表现在哪里？

    　朱维铮：是的，在我看来它是偶然的，但是偶然里面又有必然，我们也不能忽略它的必然性。从当时的角度来看，武昌起义是在一个谁也没有想到的地方，谁也没有想到的时间，谁也没有想到的一个力量，谁也没有想到的一种方式起来的，而且一起来以后，就引起全国的连锁反应，从而终结了清朝的统治。没有偶然就没有必然，所有的必然性都是通过偶然性来实现的。为什么叫它偶然呢？因为谁也没有想到被吸烟引爆的那个炸弹，竟点燃了全国的革命火种。后来起义者在回忆里写得很详细，说原来怎么组织，怎么弄的。我是不太相信他们的说法，当时实况绝对没有他后来所说的那样严密。

    　南都：你说到“必然性都是通过偶然性来实现的”，有哪些史实能证明这个论点？

    　朱维铮：第一，随着各个省宣布独立，除了北京以外，满清政府只能控制北方的一小块地方。在1908年清廷搞了一个《钦定宪法大纲》，里面把君主立宪和君主专制说成一样。武昌起义后他们把《钦定宪法大纲》抽出部分，变成《宪法信条十九条》，除了要保持清朝的君主体制外，答应立即实行议会民主。有的论者很赞美这“十九条”，却没有想想它提出的时间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