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开沅自述：为何“文革”前后学风大变(3)

　　李侃豁达大度，急公好义，有古君子风。他明明知道我的张謇传稿在来北京以前已与上海人民出版社签约，但毫不计较，只要求为“历史知识丛书”写一本《武昌起义》就算交差，而且还给以优厚的稿酬。1964年10月，我因撰文评价李秀成惹祸，中宣部通知全国重点批判，中华书局对我的扶植计划亦告夭折。但李侃对我的友情始终如一，就在我回武汉接受批判并且又患黄疸肝炎之际，他仍不断寄来北京上好小米，供我作为中医药丸的添加剂，使我的肝功能迅速恢复正常。

　　李侃比我参加革命早，原先曾在东北局宣传部任机要工作，以后来北京调入中华书局任近代史编辑室主任，成为金灿然的得力助手，与中宣部的几位老领导关系也比较密切，也正因为如此，“文革”爆发他就作为中宣部“黑线人物”横遭批斗，我的另一好友戴逸也因《论清官》一文得祸，大字报铺天盖地。华师历史系有一位曾在北京进修的“造反派”教师，看见这些大字报后联想到我与李、戴关系十分密切，认定我是隐藏在桂子山的中宣部“黑线人物”，甚至把我们在紫竹院把酒论学也视为暗授机宜的“黑会”，公开在大会小会发难，借助所谓群众声势逼迫我“彻底交代”。但是， “文革”十年，我们这些老朋友都是自己做事自己承担，从未牵扯别人以图“立功赎罪”。此所谓道义之交，自有坚守的做人的底线，所以“紫竹院黑会”的爆炸性新闻也就无疾而终。与此相类似的著名编辑还有《新建设》的王庆成，《光明日报》的苏双碧，人民出版社的林言椒，他们都是我推心置腹、放言无忌的密友，我们也都“好汉做事自己担”，从未诿过他人或牵连上级领导。这是我们心知肚明聊以自慰的一点小秘密。遇上这些懂行贴心的好编辑，是我学术生涯的极大幸运。

前排右三为李侃、前排左二为龚书铎

　　“文革”之后： 理念、方法、路径与风格的变化

　　好不容易熬到1976年，“文革”总算走到尽头。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自发悼念好总理，声讨“四人帮”，尽管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王庆成仍然给我寄来周总理的著名遗像，我挂在床头日夜思念，热泪湿透枕巾。“四人帮”垮台，普天同庆，京师螃蟹涨价畅销，李侃等高阳酒徒更是 持螯尽欢。对于我们这一代曾经的“民主青年”来说，“文革”的结束等于第二次解放。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并且自上而下提倡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新学风。学术界与其他各行各业一样，人民备受压抑而又积蓄已久的积极性像埋藏地下的泉水一样突然喷涌而出。这是我一生精力最为旺盛而 成果也最为丰硕的时期，1981年继合编的《辛亥革命史》三卷本之后，又陆续出版了《辛亥革命与近代社会》、《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离异与回归——传统文化与近代化关系试析》、《辛亥前后史事论丛》等专著，并在国内外重要刊物上发表了许多论文。从1979年秋天开始，我又多次应邀前往美、欧、澳、亚许多国家与地区开会、讲学与访问。1990—1993年更先后在美国普林斯顿、耶鲁、加州3所大学连续任教与研究共达3年以上，在促进中国近现代史领域，特别是在辛亥革命研究领域的中外学术交流方面，也做了大量有效工作，并且结识了一大批风义之交与良师益友，正所谓“环宇岂无真知己，海外偏留文字缘”。

　　“文革”前后，我的学术理念、方法、路径与风格发生很大变化。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在教学与研究工作中非常强调社会环境、社会群体与社会心态的阐析，也比较注意区域研究(如江浙)与个案研究(如张謇)。有些人以为我可能是接受了美国同行或法国年鉴学派的影响，才发生如此明显变化。其实历史唯物主义本来就很注意对社会环境(特别是经济结构与政治制度)的研究，而我自己对辛亥革命的研究从一开始就以社会运动作为整体对象，并没有局限于单个的人物与事件。日本有的学者认为我是大陆学者中较早也较多把社会学方法引入历史的研究者，其实这要感谢已故的老师马长寿教授，他在金大作为历史学家开社会学通选课，自然会在我这个历史系学生身上产生深远影响，所以我对社会学的某些理论、概念与方法早已略有所知。我还要感谢另一位已故老师王绳祖教授，是他在动荡不安的校园为我们开设汤因比史学介绍讲座，使我们对这位大学者的思想体系兴味渐浓。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国内引进西方学术新知形成热潮时，我并不感到十分陌生，反而有故人归来之感。

　　回顾既往，我在多年史学实践中并非简单借用社会学的概念，而是确实形成了自己的风格特点：一 是比较注意分析个人、群体与社会环境的互动关系；二是把研究的重点置于个人与阶级的中介——群体之上。其实这两个特点从张謇研究即已开始显现，只不过长期 受“左”倾教条主义的束缚，难以自由挥洒而已。我们这一代学人生不逢辰，青少年时代基本上在战乱中度过，特别是我自己竟连大学本科都未读完，因此就学术根基而言，实乃“先天不足，后天失调”。新中国成立以后，政治运动甚多，上山下乡频繁，很多时间都浪费了，连“勤可补拙”都难做到，何况又常以文字得祸，屡遭无妄之灾，自然难以学有大成。尽管由于历史的机缘谬膺学科带头人之选，但自己究竟有多少学术底蕴，内心经常为此惶恐。我从来不敢以“人梯”自喻，因为缺 少必要的学术高度，只能为年轻的后辈充当铺路石子，或者是披荆斩棘的前驱。

　　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很快就从业已成为国际显学的辛亥革命研究先后转入商会研究与中国近代化研究；90年代以后又把主要精力投入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 与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而最终又从基督宗教研究扩大为东西方文化交流史研究。我从不趋时跟风，但却难免喜新厌旧、浅尝辄止之讥，颇似一个流浪成性的行 者，经常漂泊在没有航标的江海。我并不认为这是多大的失误，因为自觉只有这样才能为后继者探索新路，扩展更大的学术空间。但也正因为如此，我的治学从来没有驾轻就熟的轻松，经常是“八十岁学吹鼓手”，必须从头学起，从头做起，永远都在艰难的探索之中。我很高兴，我所开辟的这些领域大多后继有人，而且比我做得更多更好，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最大幸福。

　　为我这样学无大成的老人出大型文集，内心深感惶恐与歉疚，因为害怕如古人所讥刺的“灾梨祸枣”，流于不必要的资源浪费。但作为学术史而言，一部完整的论著辑录，也许可以供后世的研究者更便于检索。我忽然又想起晚清张维屏的那首诗：“沧桑易使乾坤老，风月难消今古愁。唯有多情是春草，年年新绿满芳洲。”与宇宙乾坤、文化长河相较而言，吾辈普通学人岂不正如一株野草，渺小之至，也平凡之至。春草的多情也无非是自作多情，既无耀目光华，更非国色天香。但小草作为具有生命的植物亦自有其存在的价值。“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小草的生命意志何等刚 毅，何等充盈，它用亿万群体的集体苏醒，萌发出漫山遍野的新绿，一片又一片为大地增添了春天的颜色。诗人以春草自喻，既非故作谦抑，更非妄自菲薄，而是对世事对人生已有更深层的领悟，其实也是彻底的自我解脱与更高的精神追求。我常以此诗题赠年轻学人，现在就作为文集自序的结语。

　　章开沅

　　甲午仲夏于桂子山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