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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载沣的困境

　　讲辛亥革命与反满，载沣主政下的皇族专权是历来的一个主题。路氏同样用了全书三分之一多的篇幅讨论了慈禧与载沣两个时段朝廷改革旗制、修整满汉关系的问题。我注意到，作者的结论与我们熟悉的“皇族内阁”“亲贵亡国”没有太大分歧。这正是我想要讨论的，也是路氏简约提及的辛亥前夕“复杂而迅速变动的政治局面”。

　　载沣的困局，大致可以分成三个方向去看：

　　在内廷，王公之间存在派系斗争。载沣虽位高权重，但按照规定，重大事件需要由隆裕太后颁布懿旨决定。隆裕和她的妹夫载泽对摄政王有明显的掣肘。其次是权倾朝野、贪渎昏聩的庆王父子。奕劻虽为皇族内阁的重要成员，但于大清的国祚却并不是那样全心全意的，谁向其输贿便倾向于谁。袁世凯纳于庆王的重磅银元无疑在其劝说隆裕退位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武昌起义爆发后，锡良曾自愿率兵驻津滦、卫京畿，而奕劻竟向其索贿八万金，金梁称其“真全无心肝”；也是这个庆亲王领衔了京城的金融恐慌，风闻武昌事起，他就忙着从大清银行提了二十五万两银子，并将珍物兑换成金条，以便逃亡时携带。由此谣言纷纷，京师大乱。

　　其次是外廷。中枢汉臣，张之洞1909年逝，留下的鹿传霖、戴鸿慈一辈无一具备领袖群臣、肱股朝廷的权威。责任内阁成立后的两个协理大臣，满人那桐惟知要钱；汉人徐世昌绰号“水晶球”，八面玲珑，而且与北洋一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疆臣一层，也全无曾、左、李那一代中兴名臣的气度。贪的贪，弱的弱。直隶总督陈夔龙夫人认了奕劻作干爷，安徽巡抚朱家宝的儿子又认了奕劻之子载振为父，这样的大臣，能指望他们有多大守土之责？湖南巡抚余诚格，辖地尚未起事，他已经颇具先见地抱拳称谭延闿为“大都督”了。更值得一说的是时任湖广总督的瑞澂。有辛亥首义志士回忆，楚望台军械局枪声响起，大权在握的瑞澂如果组织力量，坚决镇压，局势还可能朝另一个方向发展，偏偏在这个紧要关头，这位制台大人却听从夫人廖克玉——革命党人安插在他身边的暗探的建议，掘墙逃走，以致清朝军队群龙无首，迅速崩溃。历史的瞬间，就是这样的充满了戏剧性。载沣为新贵，既无积聚而来的威权，作为皇帝的父亲，还有不可逾越的“规矩”。再加上如虎狼在侧的北洋首领袁世凯、八旗兵丁对解散驻防的强烈抵抗，即便不是那么的“优柔寡断”，也难以解救这祖宗江山。

　　再次，是革命党人的剑拔弩张及立宪派的三心二意。反满仇满的口号在海内海外四处鼓噪；恩铭、孚琦被刺，凤山被炸，连载沣本人也遭谋刺。真正是山雨欲来。立宪派本该可以倚仗，但革命风暴一起，他们却又纷纷从“立宪”踏上了“共和”的征途。张謇的态度转变很有代表性。1911年10月初，南中立宪派首领张謇还在代鲁抚孙宝琦、苏抚程德全做“请改组内阁宣布立宪”的上疏，坚称“种族革命乃谬说”。待川鄂事起，也就是在同一个月内，张謇却迅速转变成一个共和主义者，不仅峻拒朝廷江苏宣慰使和农工商大臣的任命，还四处写信，劝铁良、张人骏等人放弃抵抗，以民族、共和为大义，并“窃谓非宫廷逊位出居，无以一海内之视听，而绝旧人之希望”。时人记录，张謇一变，南中士大士遂纷纷倒向共和。

　　辛亥革命的原因，从一千个方面去分析，都可称合理。但从载沣的角度，这些外在压力，皆不是他想不“屈服”就可以不“屈服”；更不是革命的势如破竹和满人的颟顸可以一言以蔽之的。二百七十年之宗社，渺若云烟，天耶人耶？这是保守主义者恽毓鼎的浩叹，也是我所看到的辛亥年，摄政王载沣面临种种无解困境的辛亥年。而这些困境，既属于1911，也属于此后许多年的现代中国，成为“共和”无法控驭的“人”与“势”。

　　“谁敢自言满族人”

　　辛亥年的“屠满”暴行，是对辛亥革命平和过渡常识的补充。这在路氏书中有专章论述，不赘言。辛亥革命期间满人殉难的具体数目一定不可考，单就驻防兵丁而言，《辛亥殉难录》也只可根据姓名可考者作粗略估计，西安驻防两千两百四十八人，江宁驻防七百零六人，福州驻防九十八人，荆州驻防四百零三人，京口驻防三百二十二人。在各式各样的辛亥记录中（亦包括革命派阵营的回忆、旅华外国人的叙述），杀满人、旗人的情状可谓惨烈。我想补充一点，辛亥革命对作为族群的满人所造成的震慑与恐怖，其实要比直接的屠杀深重得多。

　　聊举一例。关纪新教授在《老舍与满族文化》一书中记一则往事。1983年关先生在苏州参加全国清诗讨论会，听闻词学大家唐圭璋先生乃南京驻防旗人之后。唐先生在辛亥年间还是幼童，革命军与八旗驻防惨烈交战，待革命军杀入旗营，驻防将士及其家眷悉数服毒自尽，幼年的唐圭璋因服药较少得以幸存，后被一家市民收养。此后，关先生因为编写《满族现代文学家艺术家传略》一书，曾致函唐圭璋先生恳请同意将其传略编入该书，随即收到唐先生复信，对欲收录其传略深表谢意，却又婉辞：“至于所述唐某系满族云云，就不要再提了罢……”转述这段故事，我有一些残忍揭破他人隐痛的自责。可这兴许比西安满城全城数万人被屠的历史记述更让人沉痛。革命所造成的不是一时一地的暴力，还有延续在历史中的一个族群卑微地隐没。民国以后旗人们不敢在公开场合暴露自己的族籍，成了普遍现象。满族人唐日新在一首忆昔的诗中写道：“自从民元到如今，民族沉怨似海深；旗族伤残如草菅，谁敢自言满族人。”这些故事，“丰富”了革命，也“分解”了革命。

　　整个辛亥期间，中国的满人、汉军和蒙古旗人都处在一种极度的被屠杀恐惧之中。荆州、杭州满营不断有“被屠”的消息传开，在成都也是谣言四起，说汉人马上要打进少城，见人就杀一个不留；又传说要把满人砍成肉酱，再不就杀来祭天。旗兵旗民皆以为大祸临头，许多人把家禽家畜都杀掉吃了，只待风势一变，自杀或殉义，每个人都觉得没有了生存的希望。广州满城在光复前也是人心彷徨，凤山被炸后，满族官员个个胆战心惊，街上的旗人走路都低声下气，不敢抬头。殷实绅商和旗人眷属纷纷迁逃，情状狼狈。南京旗城是同样的惨淡，传说革命军一到，就要把满人杀尽，以报清兵入关时屠杀汉人之仇。满族人天天全家哭泣，尤其是妇女，因为既没有缠足，服装又和汉人不同，更加发愁，纷纷向估衣铺购买汉人妇女衣服，打扮成汉人，还硬给十岁左右的女孩子缠足；男子也都改名换姓，充作汉人。在北京，满族妇女放弃了原来引以为豪的发式，以免招惹危险，到使馆区要求庇护或就近寻找房子的人数也每天都在增加。杭州则甚至在光复以后，民军有安置旗人办法，每人可领一笔生活费用；但由于恐慌，旗人此时大部分都已逃跑，更怕的是由此暴露旗人身份，遭汉人报复，因此几乎没什么人敢去领这笔款子。“排满”在辛亥年酷烈的暴力中达到极点，也在一个族群的内心积聚起了无法消散的恐怖记忆。

　　回到辛亥年的反满事件。实际上，暴力的行动过程也很复杂，各地情况不同。在武昌、杭州等地，主要是同盟会、新军在主导反满。而在另外的一些地方，革命阵营内部却有诸多关于屠杀还是保护的争持。最明显的是西安，西安的革命党十之八九隶属哥老会，仇满情绪很激烈。同盟会在这一点上持反对态度，认为不应当对驻防旗人进行过于残酷的屠杀。双方争执不下，最后还是会党的势力占了上风。西安满城在一夕之间变为惨淡的兵燹场，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中称“对于人道，殊近残酷”。后来做了江苏监察使的严庄当时在西安，碰见个旗人小孩，砍了四五刀，小孩未死，严心软了，回来放下刀，再不去了，可当时的陕西革命党人都嘲笑他无用。张奚若说：“我当时不在陕西，若是在的话，不知要怎样才能杀得了人呢！”对亲历了那种惊魂荡魄情境的人来说，主义和信仰显然已经无法越过残杀，支持他们坚定地挥剑而立。当反满从“主义”变成鲜血淋漓的生死场，主义的动机、目的及其实践方式便会遭遇摇晃、质疑，甚至最终的放弃。幸亏屠杀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很快各地军政府都有布告，禁止残杀满人。但这一短暂的历史过程也让我们看到，革命的推进是如此这般地充满了张弛与纠葛，而行动总是要比词句复杂。

　　以满与汉楬橥的1911显示了与我们熟知的辛亥革命全然不同的历史图景。矛盾丛集，却正可从中看清中国政治、中国社会的嬗递，看清对立背后的种种徊徨失据和跌宕起伏。鄂事起后，“社会主义者”江亢虎避地上海，有致武昌革命军的一封公开信，信中就“兴汉灭满”的种族革命提出了十二点“大不可”，主要的意思就是，种族革命，有悖于人道，易失民心，并且与自由平等博爱的民主共和精髓相牴牾；以复仇为义，冤冤相报，本为大谬，也容易引起外人干涉，导致瓜分惨祸。江氏目睹了至为激烈的排满风潮，有“创夷满目，不忍见闻”之感，遂投书革命军。1913年，此信收入《洪水集》，江氏特别附记：当时人心狂热，舆论沸扬，大有暴民专制之势。而上海各报纸，无敢稍持异议。除了《天铎报》匿其姓氏刊录，没有哪家报馆敢登出此函。信件发表后，江氏立即收到了革命军驻沪事务所的来函痛斥，并且还有多封匿名警告信，谓其“倡邪说以媚满奴，疑乱军心，当膺显戮”，“汉奸”“满奴”的称号一齐掷来，甚至有人宣称要用炸弹对付他。这又是一则颇有余味的“革命”与“非革命”对峙的故事。种族隔离，这在辛亥年是丝毫不容置疑的。任何非议都将被视为反动，是为逆行。然而，正如江氏看到的，当“排满”从革命的策略变成推进革命的手段、进而作为革命的目的，就开始了一系列对革命初衷的背叛。像蔡元培所说，成为“政略上反动之助力”，这是主义与行动的脱节，也意味着中国革命历史轨迹之迂折。于是，在狂飙突进的辛亥革命过去之后，以矛盾开始的共和中国，也将以矛盾的方式展开她不可预知的前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