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反帝反军阀“土豪劣绅”“反革命”等词登台扬名(3)

　　大革命高潮时，革命政府要彻底禁绝烟毒。1926年，北伐军到武汉后，鸦片专卖和推销稍有收敛。但宁汉分裂后，又活跃起来。

　　蒋介石建立南京政权后，将出售鸦片的垄断权交给杜月笙。杜月笙给了政府一大笔钱。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在上海和长江下游其他城市也建立了鸦片垄断，为北伐的完成提供资金来源。

　　南京的财政部次长郑洪年承认，“目前，我们的禁烟计划只是一种提高税收的方法。要是考虑到禁烟政策的话，那它不但没有禁止鸦片，实际上反倒允许人民沉湎于毒品之中。”

　　土豪劣绅两湖先后推出《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一时间土豪劣绅纷纷外逃

　　大革命的一大组成部分是农民运动。运动带来了影响深远的名词：土豪劣绅。

　　“发动农民，非用痞子、流氓做先锋不可。”政治总顾问鲍罗廷说。

　　导致运动兴起的一个根源是1925年的湖南大旱。该年2月期间，长沙聚集灾民约13万人，平均每日来长沙的灾民有2000多人。在街市冻饿而死的人，每天有两三百名。

　　北伐军到湖南时，当地农民协会迅猛发展。1926年底，湖南70多个县建立农民协会，有组织的农民发展到50多万。

　　两湖先后推出《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但土豪劣绅定义极为宽泛。比如湖南省制定的条例，第一条就称，“反抗革命或阻扰革命者”。有的地方把凡拥有50亩地者一律当作土豪，将穿长衫者一律视为劣绅。胡愈之在《早年同茅盾在一起的日子里》一文提到，“土豪劣绅往往不问姓名，就被戴上高帽子游街。也有当场经群众审判后立即枪决的。”

　　“打倒土豪劣绅”成普遍口号。报载，到1927年1月，湖南农民已捕毙著名地主数十名。处决土豪劣绅，有的直接枪毙，有的用梭镖刺死，有的用锄头打死。一时间土豪劣绅纷纷外逃。

　　“简直是疾风暴雨，顺之者存，违之者灭。”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描述当时的情形。该文中，毛泽东提出脍炙人口的革命定义，“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湖北农民运动也是疾风暴雨，采取任意处决，砸庙堂和祖宗牌位等极端措施。

　　但同时农民也遭地主杀戮。自1926年8月至1927年3月，地主组织团防残杀农民事件有十多起。

　　1927年2月28日，湖北发生阳新惨案。省工会、农民协会共9名领导被绑起，淋上洋油烧死。随后农民报复，一举处死45名乡绅。其中25人被私刑处死，另外20人被农民扭送县署，并在农民坚持下枪决。

　　在湖北，有些地主自愿放弃土地求保命。在黄冈县，有个地主把地契交给农民协会说，“请收下这些土地，快点实现共产吧———到那时我也能获得自己的一份。”

　　农民暴动动摇了革命基础。北伐军多数兵源在湖南，许多军官的土地财产乃至家属受到侵犯。有的地方，对北伐军军官家属、亲戚的土地和财产，不加区分地没收，对他们同样逮捕、游街。即使普通士兵寄回家的钱也往往被农协没收。

　　农民的极端行动，导致马日事变。发动者是驻守在长沙的独立第33团团长许克祥，幕后支持者是何键。农民被杀的在万人以上。

　　除了土豪劣绅，“反革命”一词也在北伐中闻名。1927年，武汉国民政府司法部制订了一个《反革命罪条例》。这是中国首次正式立法将“反革命”定为一种刑事罪名。

　　反帝浪潮广州、长沙、武汉相继出现罢工、集会等行动

　　反帝是北伐的另一大目标。

　　1926年，广州的罢工者关闭教会医院，在医院外设立纠察线，断水、断电等，重症病人只好被送回家。不过这年10月，广州政府单方面决定停止对英国的贸易封锁和罢工，双方关系有所缓和。

　　1926年年底，长沙大部分教会学校都关闭。许多布道站受到了骚扰，传教士被赶走。

　　1926年底，英国和国民政府接触，考虑对其外交承认。英国希望国民政府承担各类条约的责任。然而，年底武汉的反英示威达到高潮。

　　1927年1月3日，武汉出现大规模的反英集会。在租界路障旁，群众和英国海军陆战队士兵发生冲突，5名中国人被英国海军陆战队士兵的刺刀刺伤。

　　事态升级，群众冲进租界。在事态失控下，英驻汉总领事要求中国军队来维持秩序。租界的市政当局决定把巡捕房交国民政府当局负责。租界里的外国人集中在江边准备撤离。国民政府在英租界成立了一个管理委员会。

　　以这种戏剧性方式，汉口英租界被收回。

　　北伐成功最终，北伐最后的敌人—— 奉系被逐出北京

　　武昌被围后，北伐军和孙传芳的战端开启。

　　1925年，孙传芳经过与奉系的战争，将对方的势力范围限定在徐州。这年11月，孙传芳凯旋回南京，在南京成立五省联军，号称20万兵力。

　　对两湖战事，孙传芳坐观成败。其“保境安民”思想，迎合了其统治区域民众的和平诉求。

　　蒋介石和孙传芳一边谈判，一边在江西用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