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廷锴谈128凇沪战争

　　一二八淞沪战争，十九路军奋起抗日，具体地显示了中国军民爱国情绪的高涨和团结的精神，充分说明了中国人民不可屈服的骨气。为了使这业绩永载史册，我特地走访十九路军的抗日英雄蔡廷锴将军，他高兴地谈了他那时的抗日动机和斗争的经过。

　　我的抗日动机是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那时十九路军正在赣南与红军对峙。日本于九一八大规模发动进攻我东北，几日内主要地区都被占领，东北军队由南京蒋介石严令撤走退出守地。我接到这个电报，异常痛愤，立刻召集全体士兵，并公布此项消息，全体官兵无不义愤填膺，共同讨论对付这个可耻的屈辱，十九路军以全体官兵名义通电全国反对白相残杀的内战，要求全国军民一致团结抗日，保卫祖国。

　　蒋介石表面接受这个意见。广东陈济棠本是蒋介石的对立政权，我电请他放弃内战，共同对待外侮，陈也接受此一建议，愿与蒋介石共同抗日，如是双方派出代表到广东谈判。陈济棠、孙科等提出要求十九路军做保证，调京沪线一带布防，保证孙、陈等来往，蒋介石的答复是要我派一个师维持京沪线一带，但十九路军官兵全体反对这个阴谋，要求全部三个师都派去京沪线布防，蒋对此很不满意，只许派一个师。

　　我不听他的命令，十九路军全部从赣南调到京沪线布防。孙科等在广东要求蒋介石先下野，待广东政府取消后，双方再组织政府，那时全国人民对蒋介石都不满意。一二八淞沪战争时蒋已下野，经过—个多月，新政府组成后，林森被推作临时主席，孙科做行政院长（不久汪精卫继任行政院长）。蒋介石住在溪口，十九路军在上海布防，卫戍这一带。当时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仍不满足，派出很多浪人在上海到处撞祸闹事，我上海三友实业社的工友被他们欺侮殴打，但日本海军司令盐泽硬说我三友工友打伤了他们的浪人，强词夺理提出很严重的五项条件：（一）要求取消抵制日货；（二）要求封闭民国日报，（三）要求赔偿日本浪人医药费若干（四）要求十九路军退出卅公里，即是退到南翔一带，（五）要求上海市政府道歉。

　　这五项条件提出后，结果在一月廿七日南京政府命令吴铁城完全接受。那天上午已经答应了，十九路军本不想在上海作战，并已准备大部分军队开去东北援助马占山的抗日义勇军，廿七日晚上十九路军正预备撤退，南京派来的接防宪兵队已有一部分到达上海。我们还有一团兵在闸北没撤完，夜间九时左右，我还在上海，当时看情势很不对头，先还以为接受条件可以无问题，但看见英美意法等国驻兵在上海租界上各要点，纷纷布防，看来情势严重，如是就命令在闸北的一团兵停止不动，同时在上海附近的军队都在原地待命，晚上九时日本军队开始向我闸北进攻，幸十九路军在一月二十三日在龙华戴戟司令部秘密商定作战计划，重新回到闸北等处原来布防阵地与日军对峙，闸北战争就此打起来了。九时我还在上海，立刻跑经龙华与戴戟司令面商，又即到真如车站指挥部队作战，这时我完全不遵守蒋介石的命令了，把十九路军驻兵全部都调到前线。

　　开战四五天，士兵极为勇敢，闸北方面迄未失守，廿九日、卅日日军全部进攻，但我们已布防好了，日军海陆军司令盐泽无功被撤职，日本又命第二指挥官中村来了，到二月九日、十日又败下来，他们又派久留米混成旅约有一万五千人左右来进攻，到十二日又派植田谦师团长来向我通谍，要我撤退，我复他通谍要他们先撤退，我十九路军守土有责，你来侵犯我们，你应先撤退，我也不追击你们。二月十三日、十四日，日军又展开全面进攻，可是他们又失败了，日军伤亡惨重，但仍不死心，又派他们的白村大将带第九第十师团前来。南京方面，七十七、七十八两师由张治中自动带来参战（是官兵志愿来的）。

　　后来日本军队来得很多，占了优势，十九路军仍担任前线作战。张治中布防在浏河、嘉定、庙行等处，日军有飞机坦克车大炮等机械化部队，而我们没有。我们打了一个多月，粮食都是上海商家和人民捐助，一切物资都由他们供应，子弹都由龙华兵工厂日日夜夜生产送给我们，资金是上海商会拿出来的，完全由上海地方国内人士海外华侨等的捐献。这样一直到二月二十八日，日军前后开来卅多艘兵舰集中在吴淞口及浏河一带。他们的兵力向浏河进攻登陆，即包围打我们的后方，张治中部队抵抗不住了，被日军包围，我们和蒋光鼐先生等商量撤退到第二防线，即清阳港昆山常熟一带布防，撤退完毕后，检查我们死伤有一万二千人左右。撤退一星期，蒋介石的军队有不少个人自动来投到十九路军补充，志愿打日本鬼子。我的部队又得补充实力了，这些军士都是富有爱国心的，我们在三月五日就布防完毕，最前线还在南翔昆山一带，日军不敢来追。

　　这次作战结果，日军伤亡有七八千人之多，是白村大将指挥的，日军托上海领事团要求和我们和谈，最后日方怕战争持久又派令苅大将来大将来指挥，我方接受日军求和，结果由南京外交部长罗文斡出来交涉，日本愿意撤兵，算是我们抗战胜利了，十九路军仍然驻扎在京沪一带。不久蒋介石复职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他深深痛恨十九路军，用调虎离山计，拟调我一师去江西，另一个师调去皖北打共产党，另一个师凋去武汉，要我十九路军总部及特务团在南京驻防，这样把我的军队完全分散了，十九路军全体将士提出反对。

　　自上海抗战后，我们全体将士都不愿再作内战，自己打自己人了。后来因红军占领闽南漳州一带，蒋介石调我们全体去福建。我们全体将士都同意了。到福建后长期休养了个时期，不久共产党军队都撤退了。我们坚定要求国共合作，恢复大革命时期孙中山先生的主张，我派人带信见毛主席及朱德总司令，途中遇见彭德怀将军．他热烈的回了我的信，中共中央派潘汉年来福建福州和我们接洽，我也派秘书长徐铭鸿去瑞金接头经过后，我即开放了前办封锁战，双以就此自由往往来，最后订立反蒋抗日军事同盟公约，工作做完后，就酝服成立反蒋救国中华共和国人民政府，以李济深为的人首的人民破府主席，我为军事委员会人民革命军的总司令。因为兵力不够，在福建的反蒋事业失败了，我个人逃去外国，在华侨方面做反蒋抗日救国工作。

　　卢沟桥七七事变发生，我又回到祖国来。全国人民要求恢复十九路军名义，蒋介石不肯，派我做二十六集团军总司令，我在南宁邕钦线作战三四年。日本投降后，我就自动辞去军职，专门做反蒋的地下工作，与李济深和共产党联系起来，得到党的指示和领导。后我做民主促进会的副主席。一九四八年我曾秘密坐苏联货船到北朝鲜罗泮登陆，响应共产党的五一号召，在哈尔滨我帮助筹备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我算是筹备委员之一，一九四九年春北京解放了，我就来到北京，筹备政治协商会议，一九四九年冬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成立了，到今天恰恰是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