遣送“慰安妇”飞越驼峰

　　1944年，我在中国驻印缅远征军新一军任上尉联络参谋，在印度汀江军部。因工作关系经常往返内地。由于日军的封锁，当国外与内地的唯一通道是由印度飞越喜马拉雅山的“驼峰”航线。当时的军用运输机飞行高度有限，很难逾越喜马拉雅山。后来盟军飞行员发现绕着一些较高的山峰可以飞越喜马拉雅山到达内地，这就是二战时有名的“驼峰”航线。

　　“驼峰”航线上气候非常恶劣，气流十分不稳定，飞机被气流抬上压下，上下落差几百米，机身的剧烈震动好象把人的五脏六腑都换了位置，更可怕的是稍有不慎就会撞山坠毁。所以当时大家都视“驼峰”为“阎王峰”。

　　不过，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奉命遣送一批特殊的“战俘”——慰安妇——飞越驼峰。

　　1944年11月的第二个周末，我从成都新津机场接运教导三团一个营的“青年军”补充驻印军第三十师及十四师的兵员。我们分乘六架C47，先后飞抵印度雷多机场。六个小时的惊恐颠波，一下飞机人都站不稳，移交完毕已是精疲力尽，匆匆领了一辆吉普驶往汀江军部报到叙职。途中好似酒后驾车，险些和迎面来车相撞，稀里糊涂赶到军部。所谓汀江“军部”只不过是树阴下的一片军用帐蓬而已。在远征军尚未驻扎之前，这里还是华南虎的天下。据当地居民说，比华南虎伤人厉害十倍的是毒蛇，而比毒蛇厉害十倍的是传播疟疾的蚊子。所幸盟军事先喷洒了大量的药剂，人马倒相安无事。

　　走进我的顶头上司梁上校的帐篷，仿佛隔世相见，分外亲切，他当即留我午餐。进餐时，梁上校为难地说：“本来应该让你休息两天，不过明天有一批特殊的战俘要遣送到昆明，你去一趟，怎么样？”

　　我心里一怔，脱口而出：“送战俘不是三处的事吗？”

　　梁上校叹口气说：“三处的周科长、杨参谋从云南回印度，在驼峰航线上失去联系，已经三天了，恐怕很难生还了。”

　　我也感慨万分，还说什么好呢？梁上校告诉我明天到迪布罗卡机场和美国盟军托尔特（托尔特联络官是我在南母伽参谋班同学）上尉联系。我答应立即去准备，即坐上吉普准备起动，上校又走到车边，用手拍着我的肩头，用浓重的湖南口音说：“给我带一盒宣威火腿和豆豉回来。”我知道他是在等我平安归来的意思，忙回答：“一定。”

　　第二天下午，我驱车赶到十六英里外的迪布罗卡机场。机场跑道成八字型，两旁的停机坪、滑行道上停放着近百架军用运输机，天上还盘旋着十多架待降落的飞机，这里平均每四分钟就有一架飞机起降，一片战时繁忙景象。

　　托尔特上尉站在一架C54军用运输机旁，他是美国迈阿密人，矮胖而壮实，很有书生气质，说话很幽默风趣。当我问及战俘名册事，他说：“最好没有”。言下之意是可以不去飞越“驼峰”了。

　　等了一小会，开过来三辆车：一辆救护车、两辆3/4（中吉普），其中一辆3/4是SOS。从救护车上跳下来一名黑人小姐，她自我介绍是黛丝小姐，中尉医官，还有一位日语翻译黄少校，唯独没有押解人员，我们感到很诧异，遣送战俘怎么能不配备押解士兵呢？更令人惊奇的是随后下来的十一名女“战俘”，竟然还穿着和服，不象战俘，倒象是来观光的。

　　我们将随车带来的呢大衣、军毯分给她们，她们都不接。谁都知道印度的十一月气温，高达三十多度，用毛毯、大衣干什么呢？

　　机场上飞机起降的噪声震耳欲聋，是无法用“分贝”计算的，所以讲话是根本没法听清楚的，好在漂亮的黛丝小姐一个微笑示意，女战俘们都理解了。

　　托尔特上机舱看了一下，对我说：“前半舱装满了通讯器材，后舱还空，带上你的吉普吧。等我将吉普开进机舱固定，大家都上了C54，机舱门关闭后，大家挨着挂安全带的位子坐在活动长凳上。黛丝中尉熟练地把氧气面罩分到各人手中，插好线源挂到颈上。

　　安置完毕后，黛丝小姐来到我面前，从挎包中拿出一本中英文对照的花名册，说：“请上尉签字。”

　　我看了两遍，这才弄清楚，这些所谓的“女战俘”，原来是新六军十四师反攻缅甸卡马营日军时俘获的“慰安妇”，当时叫“随营妓”。名册上注明有三名高丽籍，两名菲律宾籍，六名日本籍。名字都记不得了，这时我才知道她们也是受到日本侵略军残酷迫害的异国姐妹。

　　我忙和托尔特上尉一起为她们领来了战时最好的“K种给养盒”，每一份有压缩饼干、听装牛奶、咖啡、鸡肉（或牛肉）罐头、维他命、鱼肝油药片、巧克力、香烟、火柴……应有尽有。她们打开给养盒，个个都惊讶得喜笑颜开，吱吱喳喳地说笑不停，几乎不约而同地先把香烟点着了，望着她们大口大口地吸烟的样子，就知道日本法西斯对这些包括他们本国的姐妹是如何折磨的了。

　　半个多小时后，C54才被牵引车拖上跑道发动起飞。升空半小时后，气温即下降了二十多度，当飞机穿过云层，看见窗外浮在白云之上的一座冰峰时，气温已降至零下六、七度了！这时，慰安妇们都匆匆捡起被她们抛弃在机舱地板上的大衣、毛毯裹在身上。我通过翻译让她们系好安全带，氧气已开始使用，在舱内仅有的防空灯光下，大家卷缩成一团，一片凄凉景象，我知道已进入“驼峰”航线。想起前几天长眠在“驼峰”山谷中的军部三处的周科长、杨参谋，望着同受日本侵略战争之苦的异国姐妹，悲从心来，随即改动王勃的序文在心中默念：

　　“驼峰难越，谁悲远征之人？萍空相逢，尽是异国红颜。”

　　下午五点钟后，机身逐渐平稳，进入祖国领空了。六点四十分，飞机在天空盘旋了几圈后徐徐降落。打开舱门才知道，昆明巫家坝机场改成战斗机场了，所以我们降落在离在离昆明几十公里的沾益机场。

　　我卸下吉普车，托尔特上尉领了一部GMC，载上机上的乘客，驶往昆明，晚九点多到达昆明，正是华灯初放，由于盟军的P51野马式战斗机和P62（黑寡妇夜间战斗机）已进驻云南，所以日本飞机已不敢到云、贵、川上空。当时昆明的夜市十分热闹繁华，一片和平景象，看惯了日本侵略者制造的断壁残垣的慰安妇们，这时竟热泪盈眶，激动万分。我深刻地感受到广大的日本人民也是十分渴望和平的，日本侵略军的末日已经不远了。

　　我们车开到威运街红十字会门口，将慰安妇交接完毕，正要开车离去，突见慰安妇们又都拥到门口和我们挥手告别，她们喊的什么我们听不懂，但从她们依依惜别的表情感到，一定是叮嘱我们返回“驼峰”航线，多加小心。我们从倒车镜中看到这些异国姐妹越来越远，心里也默默祝福他们早日摆脱战争苦难，过上和平、幸福的新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