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万敌后抗日大军

　　抗日战争是近百年来中华民族首次获得彻底胜利的反抗外来侵略战争。这场来之不易的胜利的取得，主要得益于以国共两党合作为标志、全国各界民众广泛参与的反侵略统一战线的建立，也是中华民族大团结的结果。在以往对抗日战争局面的表述中，一般会讲国民党主要维持正面战场，共产党则主要致力于开辟敌后战场，两党分工明确，勉力合作，在各界人士的倾力支持下，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

　　然而，在这场具有艰苦、持久、残酷、跌宕等特点的战争中，这种分工一直如此明确吗?中间是否有过变化?这种分工到底是双方自愿的选择，还是战争形势发展的结果?随着更多的史料被发掘出来，我们会发现一个与以往有所不同的历史真相。

　　敌后根据地遍地开花

　　1936年12月12日的西安事变在各方的积极努力下，获得了妥善的解决。此后，国共两党开始谈判，协商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的问题。最终双方达成协议，红军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不久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但仍习惯称为“八路军”)和“新四军”，纳入国民革命军序列，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领导下参与抗战。不过，共产党仍保持着对八路军、新四军的绝对领导，八路军、新四军在军事行动上也拥有极高的自主权。

　　全面抗战爆发后，八路军各部开赴山西，以灵活多样的作战方式配合友军作战，先后取得了平型关大捷、夜袭阳明堡战斗等多次胜利，并发挥自身的游击特长，深入敌后广泛开辟新的战场。而坚持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在忻口会战、淞沪会战等战役中损失惨重，华北、华东大片国土陷落敌手。面对敌我力量悬殊的严峻局面，蒋介石、白崇禧等国民党军事领导人开始转变战略观念，改变了打阵地战的旧套路，转而采取阵地战、运动战、游击战相结合的作战方式，从而取得了台儿庄、万家岭等战役的胜利，给日军以沉重打击。不论是从共产党身上学习，还是通过自身战争实践的结果，在这个时期，敌后游击战在国民党将领心目中的地位开始上升。如时任十七军团军团长的胡宗南就认识到，“要打日本只有采取八路军的办法”。

　　当时战争的客观形势也为敌后作战提供了条件。随着大片领土沦陷，许多国民党军队被隔离在敌后地区，这些部队大多就地对日军展开了游击战争。

　　1937年10月，国民党军主力撤出了河北，但一些部队仍留了下来。在冀南地区，宋哲元将河北省两个旅(也有说3个团)的保安队改编为第一八一师，石友三任师长，留在该区开展游击。同时，原晋军将领张荫梧组织成立了河北民军，于1938年春进入冀中，在安国、博野一带打游击，曾给予日军相当大的打击。在冀西，战区司令长官程潜任命第五十二军军长孙殿英为冀西游击司令。孙部多次向邯郸、磁县一带打游击，一度深入磁县附近机场，毁坏日机多架。1938年2月，军委会又派第九十五师(师长为罗奇)北渡黄河，到冀南一带打游击，以掩护太南地区国军补给线，该部曾多次袭击焦作等地，令日军十分头疼。 山西大部沦陷后，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就发出“宁在山西牺牲，不在他乡流亡”的号召，他组织草拟了《游击战指导方案》，并将山西按行政区划分为几个游击区。之后，随着形势的发展，山西抗日游击局面最终形成了以在晋中央军(主要是卫立煌第十四集团军)、中共第十八集团军和晋绥军为核心，组成南、东、北3路军，分别建立了中条山及吕梁山、太行山、晋西北山区3个战略游击根据地。此外，阎锡山还与共产党合作，组建了“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又称山西新军，成为山西敌后武装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938年1月，青岛沦陷。在此之前，驻青岛的东北海军(即第三舰队)在青岛市长沈鸿烈的率领下，将当地的日本工厂企业尽皆炸毁，然后海军改为陆战队，开往诸城、沂水一带与当地武装发动游击战。此外，撤出济南的第二十师，在师长孙桐萱率领下在鲁西南一带活动；庞炳勋第四十军在鲁南地区活动，后参加了台儿庄战役；原冯玉祥部下孟昭进组织了“抗日义勇军”，在其家乡邹平一带活动。还有山东六区专员兼保安司令范筑先组织的抗日武装，建立了鲁西北抗日根据地。原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委员秦启荣组织的鲁冀边游击司令部等。

　　在江苏，由当地保安团改编的韩德勤第八十九军和原东北军缪征流第五十七军(万毅将军当时就在这个军里任团长)一直活动在当地。李明扬、李长江分别为正副总指挥的苏皖游击队和陈泰运的税警团则活动在淮阴、泰州等地。

　　随着抗战初期日军占领区的扩大，敌后的国民党军不断增多，加上各种地方抗日武装，总数达几十万之多，敌后抗日根据地也从华北、西北、华东，蔓延至华中、华南直至海南岛。如浙江有省长兼游击总司令黄绍组建的抗日自卫团：大别山地区有廖磊率第二十一集团军建立的包括鄂豫皖20余县的游击区；海南岛有琼崖保安司令王毅建立的五指山游击区，等等。

　　这些遍布各地的敌后武装，引起了中日双方统帅部极大的重视。

　　有力配合了正面战场

　　从抗战爆发开始，中国军事领导人就明白，中国的军力远逊于日本，只依靠正面战场的正规战无论如何是打败不了日军的，但中国也拥有国土辽阔、人力丰富、潜力巨大的特点，如何以己之长克敌之短便成为中国抗战事业的关键。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和蒋百里的《国防论》从不同的层次和角度，不仅为抗战胜利指明了方向，而且提供了行之有效的方法，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发动全国广大群众都担负起抗战的责任，通过持久战、消耗战、总体战，以空间换时间，集小胜为大胜，最终将日本侵略者由强拖弱，由弱拖垮，直至最终消灭。在这种方针政策下，敌后战场便上升到总体战略的高度，成为与正面战场相提并论的主战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