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抗战新论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后，民国政府从南京迁往行都武汉，一直到1938年10月底，几近一年，武汉成为中国抗战战时首都，民国政府军事委员会所在地和全国抗战指挥中心，享誉东方战场。不仅有大量史料证明，我还找到中国军队当年在此阅兵的视频影像和毛主席高度评价武汉抗战的亲笔来信等珍贵历史文物。1938年9月29日，毛主席在写给蒋介石的亲笔信中称：武汉抗战是空前伟大的民族革命解放战争。

　　一、武汉抗战的特殊历史地位

　　中国抗战及抗战胜利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伟大的历史事件，在近、现代史上中国第一次取得了反侵略战争的全面胜利及奠定了中国战后的国际地位。武汉会战和武汉抗战在中国抗战中又具有特殊的历史地位。武汉抗战的两大主题：战时首都 国共合作。战时首都：1937年10月20日，南京沦陷前，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但只是象征性地迁走了辛亥元老、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在此期间，国民政府进行了改组，蒋介石、汪精卫、冯玉祥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的重要人物都到了武汉，武汉成了实际上的战时首都。此时，中国共产党在武汉成立了长江局和八路军办事处，除在延安的毛泽东外，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王明等主要领导人都聚集到了武汉；国共两党外的“三党三派”领导人也纷纷来到武汉；各国驻南京大使馆也主动搬迁到武汉；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业银行这国有四大银行的总部也转移到武汉；海内外华人华侨源源不断地电函和捐助以各种方式声援武汉；同情和支持中国抗战的国际友人们也不远万里奔赴武汉。2000多名苏联空军志愿队员和1000多架飞机相继来到中国，参加武汉抗战，并多次重创日军。这一阶段，武汉可谓云集天下豪杰，民众的抗日救国情绪不断高涨。国共合作：武汉抗战之所以比正面战场其他战役取得更多成果，主因是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下的国共合作，掀起了全民总动员、救亡的新高潮，并在中共建议下采取了持久战的正确方针和战略。当时民国政府军事委员会专门设立了国共合作的政治部，担任副主任的周恩来在此亲自领导郭沫若担任厅长的著名的政治部第3厅，周恩来、郭沫若、叶剑英在此进行抗战演讲，歌咏大会、火炬游行，声势浩大，宣传运动、献金运动、如火如荼！八路军办事处、汤池训练班、新四军军部纷纷建立。这些内容无一不突出中国共产党坚持统一战线方针发挥的巨大威力和在中国抗战期间中流砥柱的历史地位。

　　武汉抗战之前的日中之战，由于当时日本是世界一流的现代资本主义工业强国，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积贫积弱的农业大国，双方国力悬殊。军事上，武汉会战前主要是以日方主导的速战速决的攻略战，武汉会战及以后逐步转化为中方主导的运动游击的持久战。从武汉会战开始，中方在对日战争中学习战争，逐步开始调整对日作战的打法。日本虽是强国，但资源贫瘠，日本陆军虽然号称世界第一，但毕竟兵力有限。中国虽是弱国，但幅员辽阔，中国军队虽然装备落后，却也人多势众，敢和它比耐力、拼消耗。关键是战争的性质决定了的，日方打的是侵略战争，失道寡助；中方打的是反侵略战争，得道多助。武汉抗战之后战争进入了中国时间、中国模式，胜利的天平一点点地、慢慢地偏向中国，最后不论多久，胜利只是时间问题。由于中国在武汉抗战期间制定的坚持长期抗战的战略，在中国战场上拖住了日本陆军主力，为盟国后来在太平洋战场和欧洲战场减轻了巨大压力，客观上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重大历史贡献。

　　二、武汉抗战的伟大历史意义

　　武汉会战最为著名的是四个“最”字，时间最长、规模最大、歼敌最多、意义最著。时间最长：1938年6月12日至10月25日，历时近4个半月，这还不算此前双方的战役准备期；规模最大：参加武汉会战的中国陆、海、空军，总计14个集团军、50个军，作战飞机约200架，舰艇30余艘，总兵力近110万人。日军大本营在华中集中14个师团的兵力，直接参加武汉作战的是第2军和第11军共9个师团，约25万余人，以及海军第3舰队、航空兵团等，共有各型舰艇约120艘，各型飞机约300架。战场遍及安徽、河南、江西、湖北4省的广大地区；歼敌最多： 此战，中国军队经过浴血奋战，大小战斗数百次，以伤亡40余万的代价，毙、伤日军25.7万余，大大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是中国抗战正面战场22场大规模会战中，歼敌最多的一场；意义最著：日军虽然攻占了武汉，但其速战速决，一举歼灭中国军队主要战力，迫降中国中央政府，击溃中国民众抗日意志，从而迅速解决中国战事的战略企图并未达到。中国抗日战争由此从战略防御阶段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因其在危难时候挽救中华民族危亡，被誉为东方的“马德里”保卫战而享誉世界。

　　我进一步将武汉抗战的伟大历史意义归纳为“四大”意义：(1)军事大决战(2)战略大转移(3)政治大动员(4)胜利大结局。军事上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守武汉不战于武汉，基本实现了战役之初制定的相关计划；战略上掩护了中国经济的大内迁和抢救了中国赖以继续抗战的国力；政治上掀起了在中共统一战线领导下的全民总动员和抗战的新高潮，被喻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黄金期；结局上武汉抗战成为了中国抗战的历史转折点和取得最后胜利的起始点，这一点意义非凡。

　　在如何评价武汉抗战期间的文化抗战的问题上，有一些糊涂认识和错误观念，他们议论战争不是唱歌跳舞，表演文艺节目，并因此轻视和低估这些宣传、文化运动在武汉抗战期间的巨大历史作用，这就大错特错了！我们现在来还原一下当时的历史情景，因为抗战初期，一方面中国军队在战场上尽管不乏牺牲精神，用我们的血肉拼敌人的钢铁，一寸山河一寸血，但还是不可避免地一败再败，国民政府上层有些人开始产生了消极悲观情绪，形成了所谓“低调俱乐部”，唱衰中国抗战前途；另一方面日本借德国驻华公使陶德曼的“调停”对国民政府进行逼降、诱降，一时中国“战必大败”“玉碎”“瓦碎”不绝于耳，所谓“战而败、败而和、和而后安”，唱“和”之声充斥朝野，战也只是暂时应付一下民意民心的失败主义、投降主义论调甚嚣尘上。导致主战派人心不稳，主和派（投降派）暗流汹涌，前方军心动摇，战场上甚至出现了丢下自己的部队，带上姨太太和金银细软望风而逃的将领-“陶德曼的兄弟-逃得快”。为了打击投降派，争取中间派，鼓舞主战派，武汉抗战期间，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掀起了全民总动员救亡的新高潮，压制了投降派、争取了动摇派、巩固了抗日派，为中国抗战坚持到底，直到最后胜利，发挥了巨大的历史作用和有着特别的历史意义！

　　三、武汉抗战的重大现实意义

　　鉴于当前形势的“三大”背景：国际大气候、外交大形势、国家大战略，武汉抗战由于其特殊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涉及到四大关系：中美关系、中俄关系、中日关系、两岸关系。美中关系，美中是当时世界反法西斯战线的两大盟国，都是二战胜利后国际规则的制定和参与者，有着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共同的历史和现实责任；俄中关系，当时的苏中关系，事关两大民族共同面对生死存亡的巨大考验，武汉解放公园内的苏联空军志愿队烈士墓，就是两国联手抗敌的、最好的历史明证。今天两国又要面对来自共同敌人的挑衅，更需要同仇敌忾，来捍卫先辈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和平。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2013年10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时，两国元首达成了今年双方共同举行纪念活动，牢记历史，继往开来的高度共识。

　　两岸关系，只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承认正面战场同样伟大的历史功绩，就会有利于海峡两岸共同的历史认同和政治沟通。2013年湖北台湾周“第4届黄埔论坛”期间，来自海内外及两岸数十位黄埔将领和后裔将军及国家相关部委领导来到武汉，在聊到武汉建抗战纪念馆的话题时，来宾们特别激动一致认为武汉抗战是国共合作最好的时期，是中华民族空前团结的阶段，特别是海外华人对此有着难以忘怀的情感，目前，台湾和海外有数以百万计的武汉抗战的参加者和亲历者及他们的后代，如果在以纪念武汉抗战的名义下将他们凝聚起来，那将是多大的一个力量啊！总之，用武汉抗战纪念的名义来处理好以上四大关系，有利于联系美俄、联手两岸，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共同遏制日本右翼的死灰复燃；有利于在中国抗战胜利70 周年来临之际，进一步提振武汉城市精神、提升湖北武汉全国影响和国际地位；历史契机十分难得，现实意义非常重大。

　　周恩来在武汉抗战期间，曾高度评价武汉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特殊历史地位，他用“三次荣光”分别来形容即：首义之城、北伐赤都、抗战中心，武汉抗战又是其中浓墨重彩的一笔。武汉抗战的伟大历史意义已经永载史册，我们要将其重大现实意义服务当下，湖北、武汉义不容辞，责无旁贷地承担着这份伟大历史责任和重大现实责任！

　　2015/6/18

　　（作者：卢纲 湖北省政协委员 湖北广播电视台高级主管，辛亥革命网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