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还有一事使得载沣更下定了决心罢免袁世凯。原因是袁世凯在财政清理和中美互派大使问题上的主张，激化了清政府内部矛盾，使载沣感到袁氏权重对自己统治地位的威胁，这是促使他作出罢袁决定的两个直接原因。
当然，这是清廷内部原因。除了这个内部原因，尚有外部因素。这个因素即来自于康有为、梁启超立宪派的运动。由于袁世凯在戊戌变法中因向慈禧告密而与维新派结下了世仇。就此，在康、梁的计划中，一直将除袁作为重要目标。就私而言，袁世凯是戊戌变法的告密者，除袁，乃是为戊戌死难的六君子报仇，就公而言，袁世凯是康、梁实行君主立宪的最大障碍，不除袁，则无以立宪。也就是说，在这一点上，康、梁与满清权贵载沣、载泽等在除袁的目标上是基本一致的。但康、梁的这一计划，一直未能见明显成效。直到1908年，两宫驾崩后，才有了机会，于是，康、梁积极谋划推动监国摄政王载沣除袁。他们通过时任外务部考工司郎中的满人长福(字绶卿)与民政部尚书、肃亲王善耆建立联系。善耆与度支部尚书、镇国公载泽关系“至密”，而载泽“大为监国(即载沣)所信用”。载泽和善耆告诉长福，“元凶(即袁世凯)之必去”“必无中变”。长福致信梁启超转告载泽和善耆所言，叮嘱梁启超“勿虑”。(参见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35页，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一版)
除袁，是康、梁立宪派一直积极谋求的长期计划。然而，在辛亥前夕，关于联袁、除袁，在立宪派内部是存在分歧的，尤其是康、梁之间分歧甚大。梁启超一直有试图联袁的计划，但康有为则坚决除袁。而且，随着时局的变化，梁启超与袁世凯之间的政治关系也经历了错综复杂的变化。在康、梁看来，袁世凯野心勃勃，是清末实行立宪的最大政治障碍。然而，包括梁启超在内的各派政治势力又不得不认为，袁世凯又是清末最具政治魅力和政治实力的政治人物，收拾清末的乱局，不得不借助袁世凯，可以说，袁世凯是清末几乎所有政治力量都十分惧怕的人物，尽管表面不愿意承认和接受，但内心则不得不接受。尤其是在梁启超看来，既要打击袁世凯，又不得不与袁世凯合作，当没有更好的政治合作对象时，则不得不联合、依赖和借助袁世凯，进而与袁世凯合作，试图通过袁世凯政权来实行立宪。所以，梁启超的计划中，“和袁”是首要。当然，梁启超与袁世凯的合作是有前提的，那就是必须速速召开国会、实行立宪。
基于这样的考虑，梁启超等人便试图说服康有为认识到袁世凯之于立宪的价值，而康有为也一直在权衡。至少，在武装暴动和暗杀等都归于失败之后，康有为才逐渐意识到，不得不借助于袁世凯掌握政权来实行立宪。尤其是在经历了清廷假立宪的闹剧之后，康有为意识到，清廷的立宪只不过是一场闹剧而已，而且清朝江山本已风雨飘摇，再加上光绪已死，大清江山气数已尽，而立宪派又无法归国执掌权柄，故不得不借助袁世凯这一势力来扫除南方革命党，进而通过迂回曲折的方式行宪。于是，在梁启超等人的劝说下，康有为改变了策略，一定程度上支持袁世凯，在“联袁”这一问题上，康、梁达成了基本一致。但康有为支持袁世凯的前提是，不能使用革命的方式推翻满清王朝，也即不能走革命党的武装暴动之路。这样，也才有了“滦州兵谏”这样的非暴力政变计划。而在袁世凯这方面，也一直期望康、梁归国辅政，并期望将内阁总理大臣之职给康有为。
梁启超曾在《袁世凯之解剖》等文中客观地评价袁世凯，认为其虽野心勃勃，然对于中国政治的进步是有绝大贡献的，而且有治理好中国的雄心壮志，中国之统一与进步，舍袁世凯而不得。故而在这一点上，与袁世凯联合，是梁启超的第一抉择。梁启超认为，袁世凯北洋系与孙、黄革命党相比，所带给中国的祸乱将会小得多，故梁启超需要的是依靠袁世凯而不是革命党来推翻满清王朝。再加上此时，全国各地反满革命军视如爆竹，所造成的混乱触目惊心，必须有一人出来收拾残局，而这个人，只能是袁世凯。
然而，滦州兵谏的失败，让梁启超立宪派失去了主动联袁、积极行宪的机会，从而造成了被袁世凯拉拢的被动局面。这一点，是梁启超始料未及的，也是他迟迟不肯回国的原因之一。故而，他只能选择在海外组党，通过政党政治的方式干预国内政局。这一局面只有等到1912年梁启超归国执政后才有所改变。
六、“皇族内阁”成政变诱因
梁启超为什么会有这个政变计划?一个总的原因是缘于当时局势，满清王朝处于衰朽的地步，不摧毁它，中国永无向好之局面，在这一点上，梁启超与孙中山革命党的目标是基本一致的。对付满清王朝，应该说是康、梁一直的目标，而到了此时，为何又要提出此八字方针?这八字方针的提出，又有着怎样深刻而复杂的历史背景?
一个触动梁启超政变计划的导火索就是1911年成立的所谓“皇族内阁”及清政府的铁路国有化政策。而“皇族内阁”成立之前，又有所谓的预备立宪改革。“预备立宪”对于清王朝来说，本来是一次很好地进行自我政治改革、挽救深重危机的契机。梁启超及立宪派人士对这一改革原本充满希望，而且，清廷对尚在流亡中的梁启超此时也善加利用，一时间，梁成为了清廷进行预备立宪改革的头号领袖人物。为此，清廷派出了以端方、李盛铎、载泽、戴鸿慈、瞿鸿机等为代表的五大臣出洋考察西方各国宪政。考察结束之后，五大臣向朝廷提交了一份宪政考察报告，报告的撰写者即是梁启超。此时的梁启超，可谓热血沸腾，除了代五大臣撰写宪政考察报告之外，清廷进行宪政改革的所有框架，乃至包括代拟奏折、条陈等，都由梁启超一手起草。可以说，梁启超是清廷进行预备立宪改革的总设计师。
然而，这一切美好的愿景，都被随之而来的“皇族内阁”所打破。
1911年(宣统三年)5月8日，清政府实行所谓的责任内阁制，成立由十三名国务大臣组成的新内阁，以庆亲王奕劻为总理大臣。那桐、徐世昌为协理大臣，下设外务部、学部、民政部、度支部、陆军部、海军部、法部、农工商部、邮传部、理藩部十部，以梁敦彦、善耆、载泽、唐景崇、荫昌、载洵、绍昌、溥伦、盛宣怀、寿耆分任各部大臣。也就是说，这个所谓的皇族内阁，实际权力集中于奕劻一人之手。它的成立表明清政府根本无意实行君主立宪，只是借“立宪”之名集权皇族，抵制立宪。次日，清政府宣布了全国铁路干路收归国有的政策，此前批准的干路商办各案一律取消，更引起全国震动，民怨沸腾。自上一年三次国会请愿运动失败以来，国内立宪派对清政府已大为不满，现在更加不抱希望，到七八月间，作为民意民权的代表，各省谘议局纷纷驰电反对铁路国有，并组织大规模民众集会，请政府收回成命。这其中，也有梁启超的领导。不久就发生了四川总督赵尔丰枪杀请愿民众的惨案，全国舆论更加激烈，清政府急忙抽调湖北新军前往四川镇压，造成湖北兵力空虚，结果竟促成了八月十九日(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这是出乎清廷预料的，而更让他们想不到的是，不到二十天，又有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云南等省宣布独立。
“皇族内阁”的成立，宣告了清廷预备立宪改革的破产，他认识到大清帝国已经到了“国势杌陧不可终日，中智以下咸忧崩离”的地步。这也是促使梁启超实施宫廷政变计划的导火索。虽然立宪党人本非暴力革命者，但现在政府已是毫无指望，尽管革命可能引起国内动乱，但除了革命似乎已经无路可走。于是乎，梁启超开始暗中联络朝廷亲贵和新军军官，准备伺机发动政变。但是，毕竟载沣为摄政王，宫廷内外皆是他的党羽，受制于人的载涛曾问友人对策，友人劝他“以全力抚循禁卫军，使成为心腹，然后一举彼辈而廓清之”。立宪党人将自己人派进载涛掌管的禁卫军。梁启超说：“为此事所费不少，去年之款全耗于此，哑子食黄连，同志诘问不能答也。”(见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61页，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一版)新军方面，他致信吴禄贞：“今后之中国，其所以起其衰而措诸安者，舍瑰玮绝特之军人莫属也。由此以谈，则天下苍生所望于公者，岂有量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