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乡村教育的困境(2)

　　近代中国新式教育的开展，显然得助于以通商口岸为主体的近代文化和工商业的发展。无此依托的广大农村，则明显衰弱，因此对新式学堂的推广不能估计过高。1911年，黄炎培在其邻近上海的家乡川沙县调查所见，“全境私塾百七十一所，内男教员百五十六人，女教员十五人，学生共二千五百八十五人”，而当时该县只有小学17所，学生674人，只占当地适龄儿童的6．3%，私塾的学生则占适龄儿童的24．1%。据黄炎培的调查，“学堂有学生父兄所不喜者三焉，一体操，二读经钟点太少，三习字不用描红簿，以是私塾多学生而学堂较少也”。此外，还有新式学堂的开办经费及学生缴费过多。如黄炎培的调查所显示的，城乡间教育的不平衡极为突出，教育资源集中于城市，而农村的新式学堂相对较少，同时新式教育相对于科举时代的旧式教育来说，是非常昂贵的教育，其后果是乡村儿童的入学率非常低，乡村初等教育仍然是以旧式的私塾为主（赵利栋：《从黄炎培的调查看清末江苏兴办学堂的一些情况》，《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2008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时至民国，“在法制上，书院制与私塾制不能存在，然而在实际则私塾遍布全国，据安徽、广东两省之统计，私塾数远过于小学数，私塾生远过于小学生”（舒新城：《近代中国教育史存稿》，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6页）。据赵利栋的统计，即使在新式教育比较发达的无锡，1916年前后亦有私塾2000余所。

　　清末在新式教育起步时，浙江钱塘县私塾俞氏就敏感地意识到时势的变化，劝导自己的学生骆憬甫：“现在的时代，光光做策论是不够的……我刚从杭州回来，知道安定学堂、杭州府中学堂都在招考……奉劝你俩赶快去报名投考，勿再过家塾生活以埋没一世”（骆憬甫：《1886—1954：浮生手记——一个平民知识分子的纪实》，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47页）。经历了两次乡试失败的骆憬甫于1905年秋考入了杭州府中学堂，开始了他的人生转折。

　　一旦有机会走出乡村求学乃至出洋留学者，很少有人学成后再回到农村。据1915年的调查，清华留美归国学生无一人住在乡镇。另据1925年对584名归国留学生的调查，其中34%住在上海。一些农科毕业生，也远离农村，1926年有一位外国人指出：“据我所知，没有一个在美国大学农科毕业的中国学生，回国后真正地回到农村服务” （汪一驹：《中国知识分子与西方》，台北久大文化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版，第241、166页）。原因之一，在城市任职的收入丰厚。有人估算，在1927年的上海，一个非熟练工人抚养五口之家每月需费21.34元，其中伙食费11.1元；而一个月薪300元左右的副教授或教授抚养五口之家，其生活水平至少要高出一个普通工人的十三四倍以上（慈鸿飞：《二三十年代教师、公务员工资及生活状况考》，《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3期）。

　　即使那些土生土长的读书人，也不愿呆在农村。有学者指出：“近代以还，由于上升性社会变动的途径多在城市，边缘知识分子自然不愿认同于乡村；但其在城市谋生甚难，又无法认同于城市，故其对城乡分离的情势感触最深。他们不中不西，不新不旧；中学、西学、新学、旧学的训练都不够系统，但又粗通文墨，能读报纸；因科举的废除已不能居乡村走耕读仕进之路，在城市又缺乏‘上进’甚至谋生的本领：既不能为桐城之文、同光之诗而为遗老所容纳，又不会做‘八行书’以进入衙门或做漂亮骈文以为军阀起草通电，更无资本和学力去修习西人的‘蟹行文字’从而进入留学精英群体。他们身处新兴的城市与衰落的乡村以及精英与大众之间，两头不沾边也两头都不能认同——实际上当然希望认同于城市和精英一边而不太为其所接受” （罗志田：《近代中国社会权势的转移——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与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许纪霖编：《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论》，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143页）。1927年的农村调查，也折射了读书人在村民眼中的尴尬处境：“读书成本太大，出来非但没有官做，即教员位置亦粥少僧多，而况学些空架子，文不象秀才，武不象丁，手不能提篮，肩不能挑担，不事生产，要吃要用”（巫宝三：《各地农民状况调查·句容》，《东方杂志》第24卷第16号，1927年8月）。

　　农村知识人的流失，如当时人所描述的，“农村中比较有实力的分子不断地向城市跑，外县的向省会跑，外省的向首都与通商大埠跑” （潘光旦：《说乡土教育》，《潘光旦文集》，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第371—372页），令很多有识之士十分焦虑。1919年2月李大钊以《青年与农村》为题，撰文指出：“现在有许多青年，天天在都市上漂泊，总是希望哪位大人先生替他觅一个劳少报多的地位”。一方面，“都市上塞满了青年，却没有青年活动的道路。农村中很有青年活动的余地，并且有青年活动的需要，却不见有青年的踪影。到底是都市误了青年，还是青年自误？到底是青年辜负了农村，还是农村辜负了青年……”认为“只要青年多多的还了农村，那农村的生活就有了改进的希望”（陈元晖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教育思想》，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992页），但情况依旧。1921年陶行之疾呼：“乡村教育不发达，可说已达极点。我国人民，乡村占百分之八十五，城市占百分之十五，就是有六千万人居城，三万万四千万人居乡，然而乡村的学校只有百分之十”（陈元晖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实业教育、师范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893页）。

　　3.乡村教育的困顿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乡村新式教育有所推进，但成效甚微。就在南京城郊的江宁县淳化镇，1931年乔启明实地调查所见：“教育在淳化镇乡村社会中，是不很发达的，大半学校多系私塾，俗名叫做‘蒙馆’，就是在一个乡村中的农人，他们互相联合起来，大家摊派几个钱，请一位能教四书五经的老先生，来教学生读古书。在淳化镇乡村社会里56村中，共有34村有了这种私塾，占全体村数中51．8%,什么新式小学倒反很少。近年江宁县政府及私人方面极力提倡，到了现在，总算共有5个村庄已经设立，但亦仅占全体7．1%” （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乡村社会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