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乡村教育的困境(3)
辛亥革命网 2013-10-29 00:00 来源：团结报 作者：戴鞍钢 查看：
远离口岸城市的边远地区，情况更糟。1932年甘肃省会兰州，“所设学校计有甘肃学院一所，省立第一师范、女子师范各一所，省立第一中学及农业学校共二所，省立工艺学校、女子职业学校各一所，公私立小学校共三十余所。此外复有回民自办之清真学校二所。除小学生外，仅千余名而巳。程度均甚低，不能于内地比较。女子师范生不及百名，以兰州人口十余万之众，妇女居其半数，入学受教育者乃如此寥寥，可知甘省女子教育更属落伍中之落伍者。此省会区域，其教育情况尚不逮内省之县城，则其外县乡村更无论矣” （林鹏侠：《西北行》，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0、61页）。
据新近刊布的《甘肃天水县风土调查录（1927年4月）》记载：“县属学龄儿童向无详确之调查，推原其故，良由地方辽阔，山川绵亘，村庄繁多，居户零星，加以近年来供应繁重，人民之迁徒靡常，金融恐慌，夫马之薪费无出，旧有户籍无从依据，新近勘查难期彻底。兹经前劝学所暨教育局制印表格，赓续调查始得概数，计全县五学区约共有学龄儿童男37200余名，女27400余名，内除就傅学校男2679名，女104名，又就学私塾男3062名外，计已达学龄之失学儿童，男约31500余名，女约27200余名。”据此统计，该县失学男女学龄儿童分别约占其总人数的85％和99％。如调查者所言，出现这种状况“实因人民苦于征徭，不但无教，而且无养故耳”（张显菊整理：《甘肃天水县风土调查录(1927年4月)》，《近代史资料》总108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0页）。此言从一个侧面，道出了广大乡村地区新式教育衰微的症结所在。
同时也应该看到，即使在近代城市里，新式教育也与众多贫困者无缘。1936年，时任浙江大学校长的竺可桢指出：“今日高等教育，几全为中产阶级以上子弟所独享。中人之产，供给子弟毕业高中已甚艰辛。至于大学学生，每年非三四百元不敷应用。即如江苏富庶甲于全国，而据该省统计，居民每年收入在九十元以下者占百分之六十六，浙江尚恐不及此数，则因经济关系不能享受高等教育之子弟，实占全民百分之九十九以上” （《申报》1936年5月9日）。况且当时的高等院校又多设在少数大城市，据1934—1935年的统计，全国110所高校中，有41所设在上海和北平，内地的四川为4所，湖南、广西各2所，甘肃、陕西、云南、新疆各1所，贵州、西康则空白（金以林：《近代中国大学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01、302页）。费孝通曾不无感慨地指出：“现代的教育，从乡土社会论，是悬空了的，不切实的。乡间把子弟送了出来受教育，结果连人都收不回。不但大学是如此，就是中等教育也是如此”（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00页）。
显然在近代中国，新式教育虽在以通商口岸为主体的少数城市有较明显的推进，但在广袤的农村仍很隔膜，城乡间近代文化教育的联系微弱，甚至呈现出明显的断层，远不足以能触动乡村经济凋敝、文化闭塞、教育落后的普遍状况。政府却依旧冷漠和无所作为，穆藕初曾尖锐地指出：“农村经济之破碎零落，已至不堪收拾之程度，此其故何在，盖徒托空言，而不务实际是也。国家虽设有农业专部，学校、农场于改良农事、振兴农业之文章，亦日接触于吾人之眼帘，而于脚踏实地，躬赴农村，从事改革者，实为罕见。故三四十年来，重农之呼声，徒见诸行政要员之谈片、报馆时人之言论，而未收丝毫之效果，其原因盖在此。故欲致农业于振兴之道，首宜少发空言，实事求是” （赵靖主编：《穆藕初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79页）。
有鉴于此，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些城市知识分子，人称乡村建设派，曾在河北定县、山东邹平等地尝试乡村改造，推行诸如识字扫盲等社会改良举措，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收效甚微。1936年，吴景超就直言：“我愿意诚恳地指出，就是中国农民的生计问题，不是现在各地的农村运动所能解决的。假如现在还有人迷信农村运动可以解决中国农民的生计问题，将来一定会失望，会悲观”（吴景超：《第四种国家的出路——吴景超文集》，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16页）。显然，枝节的改革无补于大局，直到1949年中国革命的胜利，乡村教育的困境才始渐解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