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辛亥革命之新军

     讨论辛亥革命，自然少不了新军，尽管相关著述颇丰，但对新军缘何由体制中坚转变为革命主角的研究似不多见。就已有论著而言，大多置新军于被动地位，或是被资产阶级革命党策反，或是遭袁世凯之流利用，忽略了辛亥时期新军作为新兴社群的自为表现及其与清政府的内在矛盾。辛亥革命中，清廷苦心孤诣编练的新军纷纷倒向革命，成为导致清王朝崩溃的直接原因，这种“种豆得瓜”的情状着实令人匪夷所思。

    自清季咸同以降，军事近代化的先导地位和军人集团的政治张力无疑是引人注目的亮点，近代中西文明碰撞既然以军事为主线，防卫型近代便是惟一合理的选择。先是引进坚船利炮，继而编练西化的新军，清季“师夷之长技”的军事举措愈益激进，但这种蕴涵近代西方异质文化的新生事物，却与传统政治文化殊难契合。近代军事变革浪潮冲破了千年王国的停滞状态，也为近代军人角色的凸现创造了难得的机遇，由此产生的文化堕距和政治离异更是朝廷始料未及的结果。

    清政府在民穷财尽的情况下，不惜代价发展近代化的常备军，与其说是“御外侮”，不如说是“防家贼”，根本目的在于巩固封建专制统治。然而，近代化常备军本质上属于西方工业文明的产物，“近代化军事体制基本上是科技、管理，甚至意识形态的复杂有机体，接受先进国家的军事体制相当于吸收了先进工业社会的价值观”。从早期海军留学生严复成为近代中国人文精神启蒙大师，到清末大批留日士官生变为革命党人的事实说明，“一个社会想把军队西方化而让其他方面保持原样，这是空想；这在彼得式的俄国、十九世纪的土耳其和美赫麦德·阿里的埃及都得到了证实。因为不仅是一个西方化了的军队需要西方化的科学、工业、教育、医药；就是军官本身也接受了一些和专业无关的西方思想——如果他们出去留学学习本行的知识的话那就更是如此。”军事近代化从技物层次、制度层次到观念层次的先导地位，拉大了近代化军队与传统社会之间的文化堕距。在大多数后发展国家政治现代化的启动阶段，先进的军队通常表现激进，其主体意识、自为能力与社会影响的明晰和增强，促使激进的近代军人逐步逾越传统文化和体制的轨道，充当社会政治变革的马前卒。

    清季沿袭西法编练新军堪称中国近代军事的一场深刻革命，但是，由于清政府缺乏有效调控激进改革的政治能力和社会资源，致使激进的军事改革衍生出一系列意想不到的社会政治问题。例如，近代兵役制度的改革，打破了千百年来兵与民的社会阻隔，西化的新军不再是传统国民社会的另类群体，而是国民仿效的社会楷模。从“好男不当兵”到“国民俱是兵”的转捩，使“无兵文化”的传统社会遭遇严峻挑战，近代军人强势进取与传统士人淡出中心更呈强烈反差。近代军人挟改革之势入主社会中坚，必然引发社会领导角色的转换和四民结构解体，进而危及传统的社会政治架构和政制运作方式。主导改革的清政府理当意识到改变“祖宗成法”、更替社会主干带来的“后遗症”，但在防卫型近代化的历史背景下，由近代军人担当社会领导角色也是无可奈何的选择。

    值得注意的是，清末军事改革与军人政治逸轨成正比，越是激进的改革，越容易引发政治逸轨。新军与社会的对流，使心怀异志的各色人等纷纷涌人军营，复杂的行伍动机加剧了军营动荡和军人角色的错位。特别是湖广总督张之洞所施行的开明政策，将湖北新军变成了知识化、社会化的政治“大学校”，以开放的军营作为集聚社会精英的场所和反映社情民意的窗口，其社会政治意义远非封闭落后的旧式军队可以比拟。知识化的新军军人从幕后走上前台，亦改变了文盲化的旧式军人受制于四民社会文化传统的边缘角色。知识化的新式军人不仅要求改善经济条件，而且要求改善社会政治地位，并对国是享有更大的发言权。尽管清末军事改革大大提高了新军军人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待遇，但是，恶劣的军队内部关系和残酷的阶级压迫，仍然使立志参军报国的激进军人感到不堪承受。清季官场腐败，军中尤甚，即便是众望所归的新军也不能幸免。在许多新军部队中．官兵关系紧张依旧，贪污经费、克扣军饷照例盛行；部分军事社区生活环境之恶劣“简直骇人听闻”，残酷的体罚和严厉的军纪，使许多散漫的士兵无法忍受。军人滋事哗变，开小差、反抗上司……，军营内部的各种不满情绪由于知识精英和非正式组织的作用而汇集成一股与正式军事组织离心离德的政治暗流，这种情状为革命党人的渗透和策反创造了十分有利的先决条件。

    清末新政惟军是重，当兵成了“香饽饽”，军营的社会政治功能进一步强化。尤其是在科举制废除后，民官之路壅塞不堪，社会流动仅存行伍一途，投笔从戎、弃商业兵、离田人营者如过江之鲫，军校招生普遍“爆棚”，当兵有如“下海”。可是军营容量毕意有限，“供求”关系的严重失衡，加剧了新军军人对清廷的不满。军营中有能力者仕进无望，“一般军官尚存五日京兆之心”。仕途渺茫，中下级军官情绪消沉，粮饷供给因时常没有着落而使军人们怨声载道。至于那些本来对军事生涯期望值很高的军校学生和弃文就武的知识分子，更是对行伍前景悲观失望，“此辈既为在职军官所嫉视，兵目又往往加以非难，以致抑郁难堪”。军佐职位稀缺，军校毕业即意味着失业，如广东武备学堂1904年毕业110余人，连同官派自费留学军事者近40人，其他军校毕业生70余人中，到1908年得任官职者仅20余人；浙江武备学堂毕业生200余人，“在军界授职者十不二三”；湖北陆军特别小学和讲武堂毕业生亦是“无所安置”，安身啖饭都成问题，“在军界官梯上爬不动所造成沮丧使得他们感到，搞政治才是大有可为的出路。”相当一批失意、躁动的新军军人把一切怨恨都倾泻到清室身上，似乎推翻了清政府，所有期盼都能如愿以偿。于是，激进的军人主动结成团体，“参与政治”，从体制的中坚转化为异己的力量。

    北方新军的政治逸轨虽不像南方新军那么严重，但是影响军队稳定的因素同样存在，效忠袁世凯的北洋军和传统“以文制武”政制范型的崩溃，使清廷对北洋新军的控制大打折扣。从形式上看，编练新军实现了国家军事制度的统一，然而，清政府却缺乏驾驭一支西化军队的理念和能力。当年曾国藩开创的“半私军”之路，在袁世凯控制的北洋新军中进一步延伸。宗法社会的互动方式和私军性质的首属群体关系，因北洋军事统帅“朝廷命官”的合法身份而得到加强。袁世凯作为新建陆军的创始人，对近代兵学略有认知，政治上支持宪政改革，算得上亦旧亦新的军界强人，其与清皇室的龃龉纠葛，亦为日后的“逼官”埋下了伏笔。袁氏以“小站班底”为基础，扶植党羽，拉帮结派，借用正式军事科层制的躯壳，形成“私谊至上”的北洋军系网，“盖北人对长官之忠，非发生于公的意识，全基于私的感情，服从之外，更有‘报恩’的观念，牢不可破，只要是‘恩上’或是‘恩宪’，无论是否‘乱命’亦须服从”，北洋军人的行为准则，足以说明“它是私的结合”。这种被私属化非正式群体关系所掏空的“国军”与朝廷的离异不过是迟早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