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辛亥革命之新军(2)

   清政府为编练新军殚精竭虑，极力笼络军心；然而，新军的离心倾向却与日俱增，竟呈脱缰之势。究其根源，则是政治化社会对新军的互动和影响，将激进的军人卷入了变革社会的政治旋涡。1910年兴起的新军割辫运动和激进军人参与地方的保路运动，表明了新军政治逸轨的危险趋向：对于执干戈卫社稷的军人来说，剪去满清统治象征的发辫，不啻割断新军与清廷政治联系的一场预演；至于新军军人积极参与保路运动，公开与大清国策相抗衡，更是“揭竿倡乱”的先兆。新军军营的逸轨动向，清廷不是没有觉察。早在1906年端方上奏的《请平满汉畛域密折》中就曾忧心忡忡地写道：革命党人的反清活动防不胜防，“其设计最毒者，则专煽动军营中人，且以党人投入军队，其第一策则欲鼓动兵变；其第二策则欲揭竿倡乱之时，官军反被彼用，否亦弃甲执冰不与为仇”。清政府为防范激进军人的政治离心运动采取了严厉的措施，但收效甚微。“民贼独夫恃军队为保障，而军队亦与民党合”。以对湖北新军的策反为代表，资产阶级革命党人“运动军队”的战略在南方各省取得了重大成果。革命党人“以最好之同志，投入军中当兵，渐次输人士兵对满清之恶感情绪”，“以改换新军脑筋为成事根本”。党人投入军队，“人其室而操其戈”，通过发展政治性社团组织，联络军界革命力量，自内向外展开革命，后果可想而知。

    激进军事改革与新军的逸轨倾向表明，防卫型现代化难以打造御侮长城，但却容易培植异己力量。清末新政以编练新军为第一要著，幻想仿效德、日建立一支既可捍卫朝廷又能复兴民族的军队，结果与其主观愿望背道而驰。康有为认为，中西军事文明的根本区别在于“泰西以民为兵，吾则以兵为民”，这是解读近代中国军事改革和军人社会政治角色转换的关键所在。“以民为兵”军人来自国民，势必代表国民利益，反映国民心声。“以兵为民”则不然，专操兵业者既为四民不齿之人，业兵之民自然漠视四民利益。中国传统社会实行兵与士农工商四民分治，军队历来被朝廷视为禁脔，既不让四民染指兵事，也不许军人参与民事。四民与兵相互敌视，军民关系有如水火。在儒家文化和主流社会的打压下，军人鲜有突出表现。实现“以兵为民”向“以民为兵”的转变，是中国近代军事与社会的重大改革，此举对新式军人的政治立场、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均产生深刻影响。

    从戊戌至辛亥，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潮交相激荡，尚武爱国的新军军人亦被推到了政治革命的风口浪尖。伴随重铸国魂和近代军人意识之觉醒而来的，是民族国家与军人（国民）关系的明确界定。新军军人忠于国家，还是效忠满清朝廷？无疑是检验军心的“试金石”。传统社会的兵“只知有朝廷，不知有国家”；而体现国民与国家关系的新式军人理当“只知有国家，不知有朝廷”。近代民族国家意识的建立，从根本上改变了旧式军人的“愚忠”观念。“以前是对皇帝个人尽忠，现在要对国民全体尽忠，对个人尽忠是军人之耻，对国民尽忠是军人之荣”，这种反映近代国民意识的军人观念，对新式军人的政治逸轨意义深远。近代中国的民族危机与腐败无能的清王朝关系密切，激进的军人有充分理由相信造成国家孱弱落后的根源就是清廷的专制统治，因此，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排满革命”的主张，很容易在激进的新军官兵中引起共鸣，接受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思想的军人与清廷发生彻底决裂，将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1908年11月，新军炮兵军官熊成基等“岳王会”成员领导的安庆起义，揭开了新军政治性兵变的序幕。这次由革命军人发动的武装起义规模不大，缺乏坚强有力的组织领导和周密可行的起义计划，并且没有得到安庆新军的坚决响应和社会各界的积极支持，因此很快遭到失败，但激进军人发动政治性兵变的举动，引起了清政府的极大恐惧，它表明新军离经叛道的逸轨活动步入了暴力革命阶段。

    1910年2月，广州新军发动庚戌起义，再一次显示了反叛新军的革命力量。事前，广州新军经过赵声（时任新军标统）、倪映典（曾任新军管带）等革命党人的努力工作，已有大约3000名军人加入了同盟会。酝酿中的武装暴动因一起偶发事件而仓促提前举事，尽管起义军人浴血奋战，但由于主客观条件尚不成熟，起义仍遭失败。广州新军起义虽然失败，但其作为内铄型暴力革命的主角地位已经为社会所认识。孙中山欣喜地看到“新军中不乏深明世界潮流之同志，且极端赞成吾党之主义，在今日表面上视之，固为满廷之军人，若于实际察之，诚无异吾党之劲旅。一待时机成熟，当然倒戈相向，而为吾党效力。”“此等军人若人吾党，则兵不血刃，而大功可成。”孙中山希望革命军人“尽入吾党”，旨在改变军人的政治属性，以迅捷有效的军队暴动，一举达到推翻封建帝制之目的。胡汉民《就土耳其革命告我国军人》，宣称“从来军人具有左右一国政治之能力，革命之成否，每视其左右袒以为衡。”故“革命之事未有与军人无关系者”，倘若“使我炎黄遗胄遂先复诸夏并脱专制之毒也，时惟军人之动”。“夫满洲将恃军人以防倡义之师，而倡义者先在军人，此真足寒彼虏之胆，而为革命大增光焰者也”。因此他大声疾呼：“嗟夫，军人！岁不我与，来日大难。”

    鼓吹近代军人在政治化社会的主角地位，并使之从体制内的御用工具转变为内铄型革命的中坚，无疑是一个现实可行的构想。“运动军队”的战略非但政治精英极力主张，就连普通民众也有此认识。旅居菲律宾的华侨在评论庚戌新军起义时热烈鼓吹”“二十世纪军界革命之活动，询可谓灿烂一时，彼素为专制君主之爪牙，以狂噬其同胞之军人，至今仍尽变其所为而反戈以向，剑光所至，一般末运之专制君主，无不色然以惧。”“呜呼！二十世纪之军人，诚可怕哉。要而言之，直谓二十世纪为军人革命之世纪，殆无不可也。”所谓“二十世纪为军人革命之世纪”．不仅揭示了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特殊性质，而且反映了许多后发展国家的社会变革方式。辛亥武昌首义的军事成功，是便是一个典型的范例。

    由新军发动的武昌起义，既是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潜心运动的结果，也是近代军人与“新政”逸轨的必然。清政府尝试以武立国、步日本后尘崛起的新政举措，终因激进新军与停滞社会的矛盾难以为继，在渐进改良无法满足激进军人要求的情况下，以暴力革命铲除障碍便成为合理选择。此时，革命党人对“新军之运动，已普及于云南、广西、三江、两湖，机局已算成熟。”

    当四川保路运动趋于白热化之时，军界向背也逐渐明朗。由绿营、团练改组的巡防营对弹压保路同志会表现凶狠，新军则不很积极，甚至拒绝向四川同胞开枪。清政府从湖北调兵，证明四川新军并不可靠。但四川的军事改革相对滞后，四川新军受革命党影响的程度也不及湖北新军，否则，首义桂冠当属四川。与四川新军相比较，湖北新军不仅装备精良、训练有素，而且思想激进、倾向革命。由于革命团体在湖北新军内部的深入发展，已将党人和军人合而为一，党人即军人，军人即党人，盘根错节的非正式组织取代正式军事科层组织而在事实上控制了体制内的新军。

    1911年10月10日，由工程第八营革命党人打响的起义第一枪，揭开了新军发难辛亥的序幕，继武昌起义之后，各省纷纷响应。其中，湖南、江西、陕西、山西和云南的起义，均由新军领导；而在贵州、浙江、广西、安徽、福建、广东、四川和江苏等省的革命中，也得到了新军的有力支持。事实上，即使革命各省的谘议局和学绅商界不率先行动，代表国民利益的新军也会主动发难。在狂飙激进的军事时代，新军“为革命潮流所激荡，成思为民族争光荣，为国家求生存。虽因时代关系，对社会民众福利之观念未能深厚正确，而倾向共和之精神，则确为当时新军中级官以下所一贯同具。”一旦革命爆发，他们有可能“全都投向革命”。新军的同情和支持，保证了革命各省的权力更替。这种由于体制内兵变所引发的内铄式革命，具有难以遏制的破坏性和杀伤力，清皇室把命运同近代化新军捆绑在一起的做法，无异于将绞索套上了自己的脖子。

    武昌起义爆发后，企图“定乱”于俄顷之际的清政府调集重兵，以惊人的速度为镇压革命作了一次徒然的努力。由于新军潜移默化的政治性逸轨早已破坏了传统政制的运行机制，衰朽帝国动用军事权威的最后一搏，无异于引火烧身。清廷苦心孤诣编练的新军此时纷纷倒向革命，手中仅存的北洋数镇又不肯用命，万般无奈之下，被迫重新起用袁世凯。当年袁世凯与清皇室形同冰炭的兵权之争，旨在北洋新军是“私军”还是“国军”，结果清皇赢得面子上的胜利却制造了一个埋葬自己的敌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大清帝国军事系统中地位、待遇和改革力度远不如新军的防营，倒是表现出对清廷的效忠。显然，正是由于两支军队不同的政治性经历，决定了新军与旧军截然不同的政治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