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外交从民间到“半民半官” 蜜月与麻烦相伴(2)
辛亥革命网 2010-08-19 00:00 来源：新华网 作者：新华网 查看：
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网,辛亥革命百年纪念,对日关系始终是中国外交政策的重心之一。50多年来的中日关系，既有“蜜月”，又有“冰期”，经历了民间往来、半官半民、官民并举直至正式
1971年，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到恢复，同年7月9日，基辛格秘密访问北京，1972年2月27日，尼克松访华并与中国共同发表了《上海公报》。这对当时的日本政府冲击很大，日本国内要求与中国恢复邦交的呼声也日益强烈。
1972年7月6日，田中角荣出任日本首相，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机会成熟了——因为田中曾表示，一旦当上首相，就立即建立日中邦交。
就在田中组阁后的第三天，周恩来派孙平化率上海芭蕾舞团到达东京，向田中发出邀请信息。当9月21日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宣布田中将要为日中邦交正常化访问中国的时候，驻东京的中国记者向国内发回信息，告知田中的起居习惯：田中怕热，室内温度常保持在17度，爱吃香蕉，爱喝大酱汤。
宣告中日邦交正常化的《中日联合声明》是9月29日在人民大会堂签字的。但这并不是说双方的会谈一切顺利，曾经出现了一场著名的“麻烦”风波。9月25日，田中曾用给中国国民“添了麻烦”来表述那场侵略战争。第二天，周恩来就指出：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用“添麻烦”来表达，在中国人民中间是绝对通不过的，而且会引起强烈的反感。后来，在中日政府联合声明中，日方关于这一问题的表述改用了“痛感”负有责任和进行“深刻反省”。
20年蜜月期：甜蜜与不和谐
中日复交后，中日间的友好条约又花了6年才缔结。这中间，中国经历了文革结束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一代中日关系的开拓者的逝世，到此时，代表中国到日本去出席友好条约的交换批准书的，是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
当时在日本国内，阻碍日中和平友好条约谈判的一大难题是钓鱼岛问题。后来中国与日本方面商定，这个问题先搁置。
邓小平后来访日时对日本新闻界说，我们认为两国政府把这个问题避开是比较明智的。这样的问题放一下不要紧，先搁置起来，留给下一代解决，将来总会找到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实现邦交正常化，宣布了两国结束战争状态，而中日友好条约的签订，是从立法上完成了中日恢复邦交的正规手续。从此，中日关系进入到一个被许多史学家称为“蜜月”的时期。
1983年，胡耀邦访问日本。在东京的NHK大厅，胡对日本青年发表演讲时，正式提出中国将邀请3000名日本青年到中国参观访问。
连当时的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听了都感到吃惊。他后来回忆说：“当时我以为听错了，是300人，结果是3000人，这真不愧为中国宏大的气魄。”
到1991年，中日之间的贸易额已达228.4亿美元，比中日复交前增加25倍多，1990年累计日本已有317万人次访问过中国，为复交当年的393倍，即平均每30名日本人中就有1人访问过中国，而与此同时，中日间结成友好城市的，已达127对。
但是，即使在“蜜月”中，也会有不谐和的声音出现。1982年，日本文部省在审定教科书时，把对别国侵略一概称为“进入”，并对南京大屠杀进行淡化或删改，引发第一次教科书事件。1985年，中曾根康弘以内阁总理大臣身份参拜靖国神社，引起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人民的抗议，这已经是一种不祥的预兆。此后，对此的抗议声就没有停止过。
1998年，江泽民主席出访日本，这是中国国家元首的首次对日访问。在会谈中，江泽民和日本首相小渊惠三就日本在两年内向中国提供3900亿日元贷款的问题达成协议，他们还同意，设立政府间“热线”，以便迅速解决两国之间的突发事件，加强青少年之间的交流，等等。
但是人们注意到，双方的领导人最后并没有在随后发表的《中日联合声明》上签字。虽然中国政府发言人朱邦造解释说，中国和日本双方完全没有考虑过要签署《中日联合声明》，“并不是说发表一个文件就一定要签署。签署和不签署并不影响文件的效力。”但仍有外电报道说，没有签字是因为小渊没有对日本侵华历史在书面上做出明确道歉，只是对那段历史表示“深刻的反省”。
在此之后，中日关系麻烦不断，逐渐进入多事之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