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时期英国分裂中国西藏的阴谋(2)

二  

　　英国发动第二次侵藏战争，强迫西藏地方当局订立《拉萨条约》，中国西南边疆危机日趋严重，为巩固边防，加强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管理，1906-1910年，清廷采纳张荫棠、联豫等人建议，在西藏实行局部改革，如开办巡警以维护地方秩序，在拉萨设邮政管理局，创办商品陈列所，派人讲解各类商品的制作方法，编练新军，在拉萨设陆军小学堂，培养新军军官，开办汉文讲习所与藏文传习所，从国外购买印刷机器，出版中国古典经籍的藏文译本，创办《西藏白话报》，成立禁烟总局，封闭鸦片烟馆。川边的打箭炉（康定）、巴塘、理塘与察木多（昌都）均是四川入藏必经之地，这些地区的居民多数为藏族，分别归土司与呼图克图管理，老百姓须向他们交粮纳税，服各种劳役。为使四川能有效地支援西藏，清廷决定大力经营川边，1906年任命赵尔丰为督办川滇边务大臣，拨银100万两作为他经营川边的经费，赵尔丰在川边积极推行“改土归流”政策，收缴部落印信，将原归土司管理的地区，分别改设府、县，老百姓耕种的土地、放牧的草场、饲养的牲畜均须向官府完粮纳税，在川边开办制革厂，聘请外国技师勘探金矿，招民垦荒，设立学堂。清廷在川边与西藏的改革，引起英国侵略者敌视和不满，他们惊呼，几年内西藏将成为中国的一个省，西藏向英国开放的通商地，“将会转变为向各国开放的通商口岸，英国在西藏的特殊地位将会完全丧失”，（注：Alastair Lamb:The McMahon Line,A Study in the Relationsbetween
India,China and Tibet,1904 to 1914，卷1，1966年，第132页。）对清廷的改革横加指责和干涉，英国驻华使馆照会外务部，谴责拉萨出版的《西藏白话报》刊登反英言论，要求清政府严行禁止。驻藏大臣联豫曾计划架设巴塘至拉萨的电报线，聘用丹麦工程师监工，英国即以中国违背1906年的《续订藏印条约》为借口，向清廷提出抗议。清廷在川边与西藏的改革亦触犯藏族上层、寺院喇嘛与地方头人的利益，遭致以达赖为代表的西藏守旧势力反对。达赖集团为维护其权力与既得利益，不惜引狼入室，投靠昔日的敌人英国，英国为实现分裂中国西藏的野心也需利用达赖。1907年达赖擅自起用一度被监禁的亲英派夏扎·边觉夺吉，任命其为“伦软”（最高行政长官），向英国发出愿意和解信息，次年1月，达赖一行从西宁抵达山西五台山，在五台山逗留达数月之久。英、美、俄、德等国官员纷纷上山，拜会达赖，表示亲善。达赖在五台山曾同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W.W.Rockhill)进行密谈，他向柔克义表示“不相信中国在西藏的改革”，并将英国发动的第二次侵藏战争说成是一场“误会”，（注：Parshotam Mehra:Tibetan Polity,1904-37,The Conflict betweenthe 13th
DaLai Lama and the 9th Panchen,A Case-Study,1966年，第19页。）再次表达同英国和解的愿望。柔克义乘机为英国政府充当说客，劝说达赖同英印政府建立友好关系。他向达赖保证“印度政府寻求同西藏建立密切关系的目的，纯属商业性质”，他说西藏与中俄两国相距遥远，而“印度却是西藏近邻”。（注：Parshotam Mehra:Tibetan Polity,1904-37,The Conflict betweenthe 13th  DaLai Lama and the 9th Panchen,A Case-Study,1966年，第19页。）柔克义与达赖在五台山的谈话受到英国外交大臣格雷欢迎。柔克义以美国驻华公使身份上山会晤达赖，唆使后者背离祖国，投靠英国，标志着近代史上美国干涉中国西藏事务的开端。 

　　1908年7月，清廷谕令达赖“来京陛见”，10月达赖至京，清廷加封他为“诚顺赞化西天大善自在佛”，年俸1万两白银。达赖希望获得不经过驻藏大臣直接向清廷上奏章的权利，他曾就此事征询柔克义的意见，柔克义认为达赖的请求完全正确，怂勇他向清廷提出，清廷却拒绝达赖这一请求，谕令达赖回藏后，“所有事务，依例报明驻藏大臣随时转奏，恭候定夺”。（注：《光绪朝东华录》第5册，中华书局，1984年，总6020页。）使达赖深感失望，更加坚定了他投靠英国的决心，在京期间，他不断派人去英国驻华使馆联系，表示今后愿同印度建立最友好的关系，（注：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Reports and papers from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Part I,Series E,Vol.14,1993年，第76页。）请求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转达他对英王陛下的敬意，朱尔典也往达赖寓所拜会达赖。10月22日，英外交大臣格雷指示朱尔典“通知中国人……我们无意在达赖喇嘛返回西藏方面设置障碍”，（注：Parshotam Mehra:Tibetan Polity,1904-37,The Conflict betweenthe 13th  Dalai Lama and the 9th Panchen, A Casestudy,1976年，第18页。）表明英国对达赖集团的政策已有根本转变。陪同锡金王储来北京旅游的前英国驻江孜商务专员欧康诺，同达赖接触频繁，他向达赖集团保证“英国政府并未对达赖喇嘛怀有恶意，如他回至拉萨，英国准备同他建立友好关系。”（注：Alex Mckay:Tibet and the British Raj,the Frontier  Cadre,1904-1947,1997年，第46页。）达赖除同英、美、俄驻华使节紧密勾结外，还派人同法国驻华外交官联络，他宣称将准许传教士进藏传教，愿派宗教使团去印度支那访问佛教寺庙，委托法国架设打箭炉与拉萨之间的电报线，（注：Laurent Deshayes:Histoire Du Tibet,1997年，第256-257、258页。）向法国献媚讨好，谋求支持。清廷对达赖的分裂主义野心已有所觉察，表面优礼有加，暗中防范甚严，意图将他的权力限制在宗教领域。清统治者与达赖矛盾重重，貌合神离，加以英国等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从旁煽惑，推波助澜，两者最终决裂只是时间问题，据柔克义说达赖是怀着对中国政府“强烈不满的心情离开北京的”。（注：Parshotam Mehra:Tibetan Polity,1904-37,The Conflict betweenthe 13th  Dalai Lama and the 9th Panchen,A Case-Study,1976年，第20页。） 

　　1909年，清廷谕令四川知府钟颖率两千新军进藏，企图依靠武力，加速在西藏推行各项新政，进一步激化了清廷与达赖集团的矛盾，达赖在返藏途中命令其心腹夏扎·边觉夺吉等人组织藏军抗拒川军入藏。1909年12月，达赖一行回至拉萨，继续派藏军赶往昌都，阻止川军进藏，断绝对驻藏大臣的一切供应，派使者进京面见日、法、俄、英驻华公使，请求给予军事或外交支持。（注：LaurentDeshayes:Histoire Du Tibet,1997年，第256-257、258页。）川军冲破重重阻挠，进入藏境，1910年2月12日，前锋进抵拉萨，达赖一伙于当晚逃离拉萨，流亡印度，吁请英国帮助他“反抗中国人”。（注：Francis Younghusband:Indiaand Tibet,1985年，第392页。）2月25日，清廷谕令革除达赖名号。英国驻华代办穆纳(MüLLer)奉命向清廷递交抗议照会，威胁说英国对西藏境内的和平遭到破坏，“不能漠不关心”。（注：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Reports and papers from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Part I,Series E,Vol.14,1993年，第158页。）3月5日，穆纳再次就川军入藏与清廷罢黜达赖问题向外务部交涉，公开干涉中国内政。英国原以为川军进藏，达赖叛逃，定会在西藏境内引起支持达赖集团的大规模叛乱，英印政府已派兵进驻哲藏边境，准备侵入西藏。孰料西藏政局较为平静，清廷在西藏的统治日益巩固。英国考虑到贸然进行武装干涉，必将激起全中国人民反抗，损害英国在华政治与经济利益。此外，根据1907年《英俄协约》，英、俄双方均承担了不干涉西藏内政的义务，英国对派军进藏不能不有所顾虑，鉴于武装干涉时机远未成熟，1910年5月，英国政府通知达赖，英国“不能干涉他和中国政府之间的事务，”（注：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Reports and papers from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Part I,Series E,Vol.14,1993年，第159页。）达赖转而乞求沙俄援助，亦无结果，只得仍在英国卵翼下等待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