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去病的结社与革命活动(2)

　　1905年3月，陈主笔的《警钟日报》和《二十世纪大舞台》被封，工作人员被捕，他当时恰巧不在上海幸免于难。事后，他写有“吾舌尚存笔尚健，阳秋著述未嫌频”之句。

　　1906年陈去病隐教镇江，被清廷发觉，想捉拿他，便赶到徽州执教，与在新安中学堂任国文老师的黄宾虹过从尤密，遂与之并会同有识之士，结为“黄社”。不久黄被人告密为革命党人，清政府严令捉拿，得友人相助，化妆赶赴上海。随后陈去病辞职回家。

　　1907年，秋瑾被害于浙江，清政府反动气焰嚣张，革命党人随即分散各地，陈去病由秋瑾介绍入光复会的，想在上海开追悼会之际，联合各会党组织起事，因形势险恶，为友劝阻，未成。后他利用与华兴会、兴中会、光复会有密切联系，与诸会党首领有深厚友谊的有利条件，发起组织了神交社，以联络天下文士，讲交论学为名，互通信息，筹划革命。

　　秋瑾生前在绍兴大通学堂培养了一批革命力量，秋被害后，大通被抄，人员涣散，陈去病为继承秋瑾遗志，匡复中华，与宋紫佩等勤为奔走，广为联络，组织了匡社。

　　1908年7月，他准备邀众去祭奠秋瑾义士。时，清浙江巡抚正悄悄向他们张开捕网。走僻乡之后，他诗赠柳亚子话别。诗曰：“故国崎岖多碧血，美人幽抑碎芳魂……此去壮图如可展，一鞭晴旭返中原。”表达了他为革命不怕坐牢，不怕牺牲，百折不挠和坚信革命必胜的高昂激情。

    　 陈去病深感革命力量必须重新集结，文台必须重振，于是便紧锣密鼓地筹建南社。他请高旭、柳亚子文告海内，以成舆论，自己便着手草拟各种文字，如《南社例言》18条、《南社雅集小启》等，及联络友人。于1909年11月13日南社成立，陈去病不仅是积极参加者，而且是主要发起者及组织者。1987年5月28日至31日，在苏州举行的纪念柳亚子先生诞辰100周年暨南社发起8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与会者再次一致确认南社领导人的排列次序是陈去病、高天梅、柳亚子和姚石子，可见陈去病在南社创建和活动中的作用和地位。南社的酝酿成立和诞生，就其表面来看，在陈去病先生的《南社杂佩》中有“南社者，去病与吾苏高旭、柳弃疾三子所以继东林、复社之志业而与焉者也。故其始之取友也尚狭”之说。其实，南社成员中聚集了众多的同盟会会员。1909年11月13日，在苏州虎丘张公祠参加第一次雅集的17人中，就有14人是同盟会会员。到辛亥革命前夕，南社社员发展到228人，“既而革命军兴，南都建国，繇是四方贤豪华集吴会，而社友乃益盛遍中国矣”。

　　从辛亥革命、二次革命、讨袁护法、东江平叛、北伐战争，直至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南社的许多成员如黄兴、宋教仁、陈其美、于右任、蔡元培、廖仲凯、何香凝、杨杏佛、李根源、柏文蔚等，都起过重要的作用，建立了不可磨灭的业绩。有一个时期，国民政府五大院院长及中央党部秘书长，全部是南社社员。从举行雅集，出版《南社丛刻》等看起来，南社是个文学团体，实际上南社成员最大量、最日常的活动是从事政治、军事、文化、宣传、新闻、外交以及其他许多方面的革命活动。因此，南社的活动和中国同盟会、中国国民党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甚至有“文有南社，武有黄埔”之说，点明了其间关系之深，点明了南社的本质。

     　革命是个极为复杂曲折艰巨的过程，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斗争方式常会随之有所变换，而当此不为人们所理解时，往往易遭到不应有的误解。陈去病也曾遭到过类似的非议。1907年冬，陈在一次酒后醒来所写二首诗中，提到了梦见穿着“先朝儒服”。即此，曾被人认为“是代表封建制度的”。其实，这时的陈去病已经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参加了兴中会、同盟会，在孙中山先生的领导下直接从事宣传鼓动，发动群众的革命活动。当时的清朝，尽管处于极其腐败，大厦将倾之际，但是为了维护其统治，既容不得一丝改良，对革命的镇压就更是极其残酷了。这样，革命者不能不利用一切有利于推翻满清的手段——公开的、隐蔽的、合法的、地下的、和平的、武装的、大规模的、单独的等等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达到革命的目的。陈去病着力研究南明史，大量编撰明末抗清志士的遗著，写了不少这方面的诗文，并且接二连三地结社，正是利用对外族的抗拒、反统治心理，特别是满清入关后的残暴屠杀，在人民中造成的反抗心理，号召人民坚决起事，正说明他以历史为武器，利用人民易于接受的方式和内容来达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目的。这种做法，实是当时环境下的一种斗争策略。

　　此外，1903年陈去病参加拒俄义勇队，开赴东北前线，与沙俄决一死战。并借《江苏》、《浙江潮》等杂志以唤醒群众，一时奔走呼号，不遗余力。1904年谴责清政府在日俄战争中的立场所写的“大盗入室，主人酣眠，其亡，我中国人民有不为再重奴隶者乎？”到1911年，在《对内讧者直悲感》中所说：“盖彼袁世凯者……以倾覆我垂成之绩，以搴我独立之旗，以遂其黄幄左纛，帝国立宪之雄图”；《大汉报》发刊词“张吾民族之气而助民族之成，并提倡民生主义，以亟图社会之升平，获共和之幸福。”在《吴中水利议》，以及由陈去病领衔的《南社临时召集广告》所述：“自光复以来，本社之目的已达，惟建国伊始，一切事宜正资讨论，亟应组织共和政党，以策进行。”可以看出，他不仅很早就把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统治结合在一起，不仅“鼓吹民族主义”，而且积极提倡民生主义，主张共和，并强调要以建立政党来领导和推进革命。其彻底推翻封建制度之态度是非常坚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