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寇”之一的杨鹤龄(2)
辛亥革命网 2012-06-13 00:00 来源：广州文史 作者：杨国铿 口述 胡耀华 整理 查看：
1921年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总统府就设在观音山南麓今越秀山脚中山纪念堂地址，不久，孙中山先生拨专款把观音山的“文澜阁”修葺，改名为“三老楼”，延请我父和陈少白、尤列三人到广州居住，使得旧日兄弟朝夕相处，共商国是。同年9月，孙中山先生还聘任我父为总统府顾问，月送公费二百元。1923年4月，孙中山先生又以大元帅身份令派我父为港澳特务调查员。
二、杨鹤龄事迹补遗
杨鹤龄，字礼遐，广东省中山县翠亨村人，1868年农历六月十二日生于澳门。他与孙中山先生最早结识，也是最早的同盟会员之一。他的祖屋与中山故居毗邻，对门能相互答话。孙中山先生比他大两岁。他俩在村子里，自小玩着长大。父亲杨耀堂，一向在港澳经商，家道殷实。他对于反对清政府的事业，乐于勷助，对太平天国的革命运动，很有同情心。他在家中常用赞扬的声调，讲述太平天国义军可歌可泣的战斗故事，为这次农民起义没有推翻清朝统治而深感惋惜，使杨鹤龄自小深受这种思想的熏染。杨鹤龄在十一个兄弟中排行第四，他是个不好官场名位的人。十四岁那年，他离开了翠亨村，到广州算学馆读书，以寻求新思想、新科学。在这间学馆里，他与尤列既有同窗之雅，又有共同的理想和抱负，两人从而结成了莫逆之交。他十九岁那年夏天，孙中山先生由香港到广州的博济医院学医。两位小同乡于此相会，课余假日，彼此互往互访，形影不离。半年后，孙中山先生重返香港，进西医书院求学。在香港，杨鹤龄的父亲在歌赋街开设了一间叫做杨耀记的商行。孙中山先生进西医书院就读后，杨鹤龄与尤列经常到香港，与孙中山先生团聚于杨耀记。每次相会，孙中山先生的同学、结拜兄弟陈少白必然同来。这四人志同道合，风雨连床，畅谈竟夕。他们攻击朝政，倡言革命，带头提出“勿敬朝廷”的口号，被当时很多人视作可怕的危险人物，因此，称呼他们为“四大寇”。
孙中山先生在西医书院习医五年毕业，随后，在澳门筹借款目，以开设中西药局，得到杨鹤龄的协助（详见杨国铿《忆述父亲杨鹤龄》文——编者）。
杨鹤龄在十八岁时，父亲去世。父亲在港澳和乡间曾留给他一大批产业。但他宁愿自己自食其力，都先后把这些产业变卖掉，用作提供孙中山先生进行革命活动、购买军需用品的经费。辛亥革命以后，他居于澳门，过着平民的生活。他住的水坑尾斜巷十四号，还是从他的前妻曹氏家族中租赁来的。1921年5月5日，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后，曾聘请杨鹤龄为总统府顾问。又专嘱粤军司令许崇智拨款三千元，把越秀山南麓的文澜阁修葺一新，延请杨鹤龄、尤列和陈少白前来居住，日夕共叙昔年“四大冠”的手足情谊。杨鹤龄功成不居，他在文澜阁只住了几个月，便辞别了中山先生，重返澳门过平民生活。孙中山先生则定期寄钱接济他。杨鹤龄这次回到澳门不久，便出现了1922年6月16日军阀陈炯明在广州的叛乱事件。孙中山先生被迫出走。翌年2月，滇桂联军驱逐了陈炯明叛军，孙中山先生离开上海，再达广州，重建大元帅府，就任海陆军大元帅职，他不忘旧友，又任命杨鹤龄为港澳特务调查员。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逝世后，杨鹤龄见到内政逆转，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受到很大挫折，使当时北伐军统一中国的大势顿时演成“军事北伐，政治南伐”的惨痛局面，他不忍见世局的沉沦，便以愤世嫉俗的心情退隐了下来。但他没有消沉。他将已吸食多年的鸦片戒掉，从而使他原先枯黄的面孔由此变得圆胖起来。他念念不忘孙中山先生的遗教与昔日两人的深厚情谊。他在去世前不久，曾写下两张条幅，表示他对孙中山先生的敬仰之情。
1934年8月29日晚饭后，六十七岁的杨鹤龄因脑充血突然逝世，归葬于家乡金槟榔山，在中山故居前，可望见其墓的旌柱。他去世后，当时的中山县长唐绍仪曾作挽诗一首，较中肯地概括了他的一生，兹抄录如下：
总理有者旧，名门出宏农。
香江吟梁甫，契合比卧龙。
同时陈与陆，少年气如虹。
革命称四杰，足当万夫雄。
公尤丰于家，夙高任侠风。
慨以满簋金，来助军储供。
谈笑决良图，缄默不言功。
乡围枚履轻，淡泊明其衷。
国帑赒岁费，济困为酬庸。
优游三十年，镜湖一亩宫。
古物时摩挲，俯仰皆从容。
方翼跻期颐，长为海上鸿。
天限古稀龄，遽返蓬莱峰。
忆公少壮日，谁当干莫锋。
伏枥岂初志，蛰居宁道穷。
祝公贤子孙，鳣堂亢其宗。
附注：
杨鹤龄前妻为曹氏。曹氏病逝后，续娶卢氏。嗣子杨国铿，居广州，家景甚好。嗣女杨红宝，于1940年十九岁时病逝。1948年7月，国民党中央执委在第二十九次抚恤会上，曾以“杨鹤龄因积劳病故”，通知杨鹤龄的遗孀卢氏（名再生），抚恤她一亿元。但卢氏接此“通知书”后，按照手续，多方奔走，一直都领取不到。这张堂而皇之的“通知书”实即一纸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