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复前后广东妇女参加同盟会活动(2)

　　在宣统年间，来往香港和惠州、东莞、宝安各乡的轮渡，一般是深夜来往的。那时，实践女校成为一个同盟会会员的驿旅。他（她）们来来往往，轮渡深夜抵港后，便到学校度宿。“实践”是女学校，很自然地成为女同志活动的中心，也是当时一个对逃避封建压迫的妇女的收容和教育的场所。一些女教职员如梁绮川、徐慕兰、宋铭黄、庄汉翘等，都是富室的寡妇。她们每人都背着辛酸包袱而走出家庭的。在学生中有些也和梁雪君一样，为了反抗封建家庭压迫，走头无路，找到同盟会关系，便被送到实践女校来“出家革命”的。因此，实践女校当局有时还得应付一些顽固家长的上门吵闹。这里可以举出两个例子：一个是黄扶庸（后改名秋心），她生长在广西梧州一个清政府海关官吏的家庭，原在广州洁芳女校读书。她的生母是妾侍，家里大权操在嫂子手上，父亲受嫂子唆弄，硬要她嫁一个富室子弟。她为了反抗盲婚，结果通过宋铭黄（当时任洁芳女校刺绣教员）的介绍，参加了同盟会，被送到实践女校读书和工作。另一女生梁国体是香山县唐家湾人，由于父母作主被迫与同乡富室子弟唐铁生成婚。但盲婚后双方没有感情，梁终于出走逃到姐姐梁绮川那里，在梁绮川帮助下参加了同盟会，入实践女校读书。她的丈夫唐铁生跟踪到港，力劝梁随他回家，梁坚决拒绝，最后提出要唐参加同盟会作为维持夫妇关系的条件。结果唐同意加盟。不久，夫妇二人被派往惠州工作，唐在行动中牺牲（梁国体后改名定慧，与邹鲁结婚）。此外，还有女生佘琼玉，是香港某富商的寡媳；郭玉生是西环生生金铺老板的宠妾；麦兴华是陈李济药商的寡媳；麦兴连是麦兴华的金兰姐妹，也是寡妇。她们都是为了追求解放而“出家革命”的。

　　同盟会通过实践女校也发展了一些女会员，其中有黎金庭和郑妙卿，都是富室的寡妇。她们加盟后便踊跃捐献军饷。记得黎金庭加盟时，实践学校负责人陈自觉，要我作她加盟的介绍人。陈说：“黎是宝安县某富室的寡妇，手上财产很多，捐献给同盟会不少，大家同意她加盟。”我虽然过去不认识黎，也就签名作黎的介绍人。以后民国成立，黎金庭、郑妙卿和梁绮川、庄汉翘一道被推为广东省代议士，听说黎还一度被推为宝安县的女县长。

　　实践女校的一个女工友唐玉兰是同盟会会员，她是梁绮川的表姐，也是一个寡妇，虽然40多岁，对反清活动却很热情，对来往的同盟会会员照料得很好。

　　实践女校同盟会发展组织的活动，比较突出的是发展一批香港大酒店的男职工。计有吴铁眉、阮季洪等30多人，都是秘密到学校举手加盟的。

　　此外，实践女校在湾仔鹅颈桥附近设有一个秘密机关，表面上是一个住宅。梁雪君有一时期被派到那边居住，同住的还有两个妇女，她们是同盟会会员梁倚神的母亲和妻子，大家叫她们为三婆、三嫂。她们都很机智，和大家工作上配合得很好。

　　参加光复石龙之役的见闻

　　辛亥（1911年）8月19日武昌起义成功，全国震动。9月初，广州将军凤山为李沛基炸毙。跟着，同盟会的陈炯明、王和顺率民军起义于东江（那时称为“惠军”，我们在港时则称它为“东军”），由淡水墟分四路向惠州、博罗进攻，与清陆路提督秦秉直所部鏖战甚烈。香港同盟南方支部所属各机关均奉命组织队伍配合“东军”行动。实践女校方面，此时亦组队分两路出发惠州和石龙。惠州一路由陈自觉、陈逸川等率领，女同志参加的有佘琼玉、郭玉生、程文华和陈志德等。石龙一路由谢英伯、高剑父等率领，女同志有韩玉贞（广州夏葛医院女医生）、梁雪君和我三人。

　　在出发之前，无论男女大家都心情兴奋，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情调。一些没有被派出发的女同志也纷纷捐献金饰或现款，为大家添置行装。我所参加的石龙一路人数共约百余人，队伍中有商界、学界、新闻界，香港大酒店30多个职工也参加出发。他们的决心很大，接到出发通知，为了避免外界察觉，大家静悄悄地连夜不辞而行，甚至随身衣物也不带走一件。他们走后第二天，酒店主事人才发觉，酒店里没有人开工，事情就这样在香港社会轰传开来。

　　领队人谢英伯、高剑父被大家戏称为“大都督”“二都督”。队里的主要人物还有刘兆槐（有“三都督”之称）、李杞堂、刘一伟、朱述堂、陈哲梅、梁倚神等。全队出发时是于夜间分批在湾仔海旁下小电船向宝安海岸偷渡的，登陆后即取道黄冈、黎村、棠下等地翻山越岭向石龙进发。队里曾雇了三乘山轿，说要照顾我们三个女同志，但我们拒绝乘坐，把轿子让给队里两个大胖子谢英伯、刘一伟和高剑父三人。行军过程是紧张的，但意外地没有和清军遭遇。沿途所过乡镇，人民群众对民军夹道欢迎。乡绅们穿着蓝布长衫，用红丝绢结着辫子，出面殷勤招待，各地爆竹喧天，悬旗结彩。沿途乡民都热情为民军引路，还协助把我们的同志预先在山边田头埋藏的武器弹药掘出，交回民军使用。由于我们队伍有妇女参加，使老乡们见了都很觉稀罕。我们常在休息时被他们包围观看。有人还摇头叹息说：“女人也出来造反，世界变了。”

　　由于清军自动撤退，光复石龙没有经过战斗。队伍到达时，镇上商户照常营业，到处飘扬着同盟会的青天白日旗帜，墙上张贴“中华民国万岁”、“民国军万岁”的欢迎标语。那时王和顺的民军已先期到达。他们队里也有些女同志，其中有刘守初（王和顺的妻子）和凌云两人是我们认识的。实践女校出发惠州的一路队伍也到达了。那时惠州、博罗已光复，东江各方面民军都先后向石龙集中，为数达三四千人。一时镇上熙来攘往，尽是民军。好些队伍都有三五个女同志参加，其中我认识的有广州光华医院的女医生常佩华和徐惠颐（他们在民国成立后都转到澳门开业当产科医师）。此外还遇见刘师复（“香军”——香山县民军领导人之一）的妻子丁湘田（刘师复后来成为著名无政府主义分子，他在香山县秘密制炸弹，左手指俱被炸断，丁湘田经常与刘一起秘密工作）。

　　石龙光复后，镇上人民纷纷剪掉辫子。原来民军中也有不少人是拖着辫子的，此时也纷纷剪掉。女同志们一般都成为临时的剪发师。

　　留石龙期间，民军曾得探报：广州有火车开来。那时还猜测是清廷两广总督张鸣岐派来反攻的军队，立刻紧张起来，搬运大量木石堵塞广九铁路。事实上火车并没有载来清兵，下车的是一批广州各界“绅商”代表和几个天主教的神父（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他们告诉民军说张鸣岐逃走了，本省已宣告“和平独立”，请民军不必前进，以免影响省城的秩序。那些天主教神父们还口口声声要求民军注意保护外侨和教民的生命财产，以免引起列强干涉，抬出帝国主义来威胁民军。经过民军方面坚决表示要向广州会师之后，他们才改口欢迎民军到省城。由于人数众多，分批乘火车或民船向省城进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