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复前后广东妇女参加同盟会活动(3)

　　民军来自四面八方，成份复杂，组织松懈；同盟会对政治工作也没有抓紧；加上出乎意外地轻易取得胜利，大家都滋长了骄气；一些同盟会的领导干部也飘飘然起来，脱离群众，甚至显示威风。最突出的是出发前强迫封用民船，见船就拉，一共封了十多艘，但又嫌民船太慢，便四处找小汽轮作拖带。我们队中被称为“三都督”的刘兆槐，乘着几分酒意，带领武装民军沿河面追封过往的小汽船，遇到不接受任务的小汽船，就鸣枪射击。一时河面呼救之声不绝，汽船上的一些人害怕得跪在甲板上向民军哀求饶命，结果一批小汽船被迫充当了民船的拖带。这一幕粗暴横霸的封船插曲，在群众中留下很坏的印象。

　　广东女子北伐队

　　广州光复后，胡汉民在广州就任了广东军政府都督，陈炯明任副都督，同盟会算是从清廷手中和平接收了广东省的政权。我们一班由香港回来的女同志都兴高彩烈，对“革命成功”存有各种各样的美好梦想：有些人希望出国留学；有些人希望在社会上获得适当的工作；那些过去受过家庭委屈的人，也存有自己已身为“女志士”（那时社会上都称同盟会的人为志士），回家可以扬眉吐气的想法。但时间一天天过去，同盟会的领导人物各忙各的，和我们见面的机会不多。我们一批女同志被安置在河南一所大房子里，连吃饭也得各自到亲友家或上馆子。大家有时候也过河到南关太平沙的孔家花园（同盟会省机关所在地）打听消息，希望能分配到一些具体工作，但事情老是拖着，负责人的回答也不着边际。在孔家花园每人交了毫洋两元，总算领到一张同盟会证书和一枚黄铜质的证章（圆形、三条凸线边围着一个篆体的“民”字，比现时的五分辅币略小）。但始终没有得到适当的工作安排。

　　不久，广东军政府组织了“广东北伐军”。跟着，社会上又出现“学生北伐队”、“华侨敢死队”等民众组织。大约是辛亥年（1911年）旧历10月间，邹鲁、高剑父等也发起组织“广东女子北伐队”（上海也有一个“女子北伐队”，但听说那是与江亢虎的“社会党”有关，不属于同盟会的组织）。从港、澳回到广州的女同志，由于工作迟迟没有安排，情绪已十分疲蹋，有些失望之余已自动回家，剩下来的人听说北伐，又振奋起来。初时报名参加的有三四十人，以后筹备出发期间发生波折，一时说出发，一时又说不出发，时间拖了差不多两个月，一些人的情绪又逐渐冷却，到了出发时全队只有20余人。我和佘琼玉、郭玉生、麦兴华、麦兴连等原来已报了名，那时也因事或因病没有成行。队伍全体名单是：徐慕兰、宋铭黄、（以上两人年纪较长，又都是早加盟的女同志，她们被选为领队）邓慕芬、黄扶庸、许剑魂、陈秉卿、谭锦蓉、梁英颜、黎兴汉、赖军华、陈振权、梁国体、严淑姬、梁雪君、刘伟朋、陈汉兴、梁荃芳、汤连、陈志德等。这名单有三分之一以上是实践女校的教职员或学生，其他也有好些人是在港、澳加盟参加广东光复的。出发前，全队经过短期集训，每天到东较场练习兵操、骑术和射击，个个戎装赳赳，被群众称为今之木兰从军。虽然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同时也由于她们都是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或封建家庭，参加同盟会后又没有得到较多的教育与帮助，政治觉悟不高，卫生医护常识也不够，真正上前线也是作用不大的；但就政治意义上说来，数千年来在封建制度和重男轻女思想习俗压迫下的中国妇女，通过辛亥革命，第一次组成了女子队伍，打起反封建、反男尊女卑的旗帜，用行动向古老中国社会示威抗议，她们也不失为在曲折的历史道路上摸索前进的一群先驱者。

　　1912年（民国元年）2月22日，广东女子北伐队由广州出发南京，以后又由南京出发徐州前线，参加了著名的“宿、固”之役，为期大约一个月左右，四月间全队奉调返回广州，又不久便宣告结束。一些同志回来见面时慨叹说：“出发时抱‘马革裹尸’的决心，谁知到前方竟是‘春郊试马’。”事实上，在女子北伐队出发前后一段时间，领导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已和封建势力进行妥协，中途放弃了革命。孙中山于2月13日（清溥仪宣告退位的第二天）已被迫辞去临时大总统，让位于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袁于3月10日在北京就职），所谓“南北和议”已完全妥协。北伐的对象反过来又成为民国的统治者，辛亥革命被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反动派所篡夺。广东北伐军也被迫要班师南回，“解甲归田”了。在这种形势之下，女子北伐队到前方无事可为，请缨无路，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时候，一群满怀热望要为国家、为人民、为妇女解放，为个人寻出路而投身北伐队的青年妇女又重新陷入徬徨苦闷的深渊。她们美好的理想幻灭了。

　　女子北伐队中和我个人感情最好的黄扶庸在出发前知我不参加该队，曾写信严词责备我说：“姊曾云北上，今反而不来耶？闻姊婚期将迩，谅姊必以为乐事。呜呼！胡虏未获歼尽，而世俗纷纷结娶，国破家亡在迩，亦置脑后，吁！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辛亥年十一月初五日）。当她从南京回来广州以后，她又来信给我说：“此行北上，一事无成，羞为故人陈也。果如姊潜居向学，余晷课授生徒，其乐胜妹等徒劳跋涉，思之能不悲乎？”（1912年5月2日）前一封信何等悲歌慷慨，后一封信却充满了失望悲哀，女子北伐队同志们当时一般心情大体上就是如此。那时所谓“革命军兴，革命党消”的形势越来越显著了。同盟会的组织也日趋涣散。广东政权虽先后由胡汉民、陈炯明等出面撑持，但封建军阀官僚的潜势力仍然很大；同盟会一些领导人物很多也郁郁不得志，女同志当然不用说了。女子北伐队结束以后，一些人徬徨之余便和一些要员结婚（如徐慕兰与黄克强，宋铭黄与高剑父，许剑魂与邹鲁，陈秉卿与冯祝万等），算是解决了个人的“出路”问题。此外，绝大多数的女同志（包括未参加北伐队的）在工作上、生活上都没有受到军政府的适当照顾。一些人原来是逃避封建家庭压迫而“出家革命”的，回家却更加受到封建家长的奚落，被压迫地位丝毫没有改变。比如黄扶庸原来是反抗盲婚投身加盟的，回家后顽固的家长们仍不断胁迫她盲目出嫁，使她不得不经常离家逃避。本来想远出日本留学，但那时负责选派留学生的邹鲁因过去追求她不遂，怀恨在心，把她的护照扣留不发，使她无法成行。以后陈景华创办广东女子教育院，徐慕兰任院长，她才被安置在该院工作。另一女子北伐队队员邓慕芬（后改名秋零），原来是徐慕兰家中的女佣，跟徐出来一道加盟。她是顺德人，习染了乡中独身不嫁的风气，家中有七旬老父，生活困苦；光复后，觉得身为“女志士”，不甘愿再作人家女佣。她和黄扶庸本来同被安置在女子教育院工作的，但到了1913年（民国二年）秋9月讨袁军事失败，龙济光入粤，大肆捕杀同盟会员，她们两人避祸走港、澳，从此失业。两人平时感情很好，此时无家可归，彼此感怀身世，同病相怜，结果便相约到肇庆鼎湖山上，携手同沉于飞水潭。那时是1914年12月间的事。这一幕两个女子北伐队员演出的联同自杀悲剧，当时引起了社会各方面的震动，省港澳各报均有消息报导，刊出不少哀挽她们的诗文。到鼎湖游览的人士，多到她俩葬在“狮山”的墓前凭吊。事隔两年以后，1917年春潘达微（收殓七十二烈士忠骨著名的同盟会人士，他与黄、邓两人曾在广东女子教育院共事）主编的“天荒”杂志第一期发表了她们自杀的经过，刊出她们的照片和遗书以及各方面的悼念诗文。潘达微以影庐的笔名写了一篇《寒潭陨玉记》，文章的末尾写道：“影庐曰：二女死得所矣，尘尘孽识，有生便是烦恼，求大解脱，唯真是归，……死为安乐，灭度淫槃，二人同心，一朝如梦。屈骚云：‘世与我而相违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后，’余念此，又不仅为二女爽然失矣”。潘达微在辛亥革命后是郁郁不得志的，他在女子教育院时就常对黄、邓两人大讲庄子和佛学，助长了两人对人生的消极悲观思想。他这一段大谈佛学的文章固然是借酒浇愁，但读来却成为对死者说风凉话，恰恰暴露了同盟会领导的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

　　辛亥革命以革命始，以妥协终，根本没有改动过旧封建的专制统治基础，这就当然不可能给妇女带来真正的解放和幸福。黄、邓两人初时轰轰烈烈投身加盟，参加北伐，结果却悲惨的自杀，这就清楚说明了这一问题。她们两人到鼎湖自杀前，曾到澳门住在我家盘桓了个多月。有一次，黄扶庸买回一些红色的内衣裤，半严肃半玩笑地对我说：“穿红的死了可以成为厉鬼报复一切”。今天回忆起来，他们对辛亥革命后原封不动的黑暗社会制度确是深仇大恨的。黄扶庸在南京回来后便来信慨叹说：“家庭专制，无可革命，只可远离，以避其锋！”（1912年5月19日函）。袁世凯上台后，她又有函大发政治牢骚：“嗟夫，已死志士，昔之革命希望共和者，其结果今竟留与他人乐帝王矣，可胜慨哉！”（1913年12月20日函）。这些未经发表的死者遗书充分说明她们之自杀正是针对当时黑暗政治的一个悲愤的抗议。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对她们这样有觉悟、有勇气的青年妇女，企图借助革命，为自己解除封建枷锁，但结果还是无法挣脱，大失所望，其他广大妇女更无论矣。由此可见，悲剧本身固然暴露了小资产阶级的脆弱性，但同时也深刻地揭露了辛亥旧民主革命的不彻底性，是对当时的所谓“革命成功”的辛辣讽刺。

　　除了黄、邓两人以自杀悲剧为结局外，还有一些女子北伐队员的结局也很悲惨。例如许剑魂与邹鲁结婚数年后，忽然在港被人谋杀。梁荃芳北伐回来没有工作，流浪香港，沦为妓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