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首义与铁路的几段轨迹

　　在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年的时候，我们有必要回望中国铁路与这场伟大革命的特殊渊源。让我们追寻武昌首义与铁路的几段轨迹，透视这种特殊的渊源。

　　汉粤川铁路成了武昌首义的导火索

　　正当革命党人反对清政府的斗争风起云涌的时候，1911年5月9日，清政府颁布铁路干线收归国有的上谕：“用特明白上谕，昭示天下，干路均归国有，定为政策，所有宣统三年（即1911年）以前各省分设公司集股商办之干路，迟误已久，应即由国家收……”这道上谕在宣布铁路干线国有化的同时，否定了以前（1903年12月）商部颁布的《铁路简明章程》这个有利于早期中国铁路建设的纲领性文件，还直接推翻了朝廷先前对修建粤汉川汉两条铁路的历次谕旨，对粤、川、湘、鄂各省自办铁路进行了批判和指责。5月18日，清政府调两江总督端方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会同湖广、两广、四川总督和湖南巡抚，“恪遵前谕，妥善办理”。

　　1911年5月20日，在全国的不满与愤怒之中，盛宣怀与英、德、法、美四国银行团签订了《湖北湖南两省境内粤汉、湖北省境内川汉铁路借款合同》。这个合同与当初的草合同有所发展变化，借款数额为600万英镑，合清朝银票9000万元。借款用途明确为建造三段铁路：①两湖境内粤汉铁路，约900公里。②自京汉铁路广水车站附近至襄阳再经荆门至宜昌的川汉铁路，约600公里。③自宜昌至夔州（今奉节）的川汉铁路，约300公里。总共1800公里铁路工程。期限40年，抵押品为两湖指定的厘捐等款项。同时还规定，聘请德国、英国、美国总工程一人，分别负责以上三段铁路工程。需用建设材料，除钢轨和附属配件由盛宣怀主管的汉阳钢铁厂自造外，其他所需外洋材料，由英国、德国两家银行经理。这项借款合同的借款利息为5厘利息递还，因此又称为“湖广铁路5厘利息递还金镑借款”。粤汉铁路川汉铁路权益由此落入英、德、美、法四个列强手中。

　　盛宣怀忽略了几个不应该忽略的事实：一是国人在以废约赎路为开端的收回路矿利权运动中的极大热情及对他本人表现出来的不满情绪；二是社会新思潮的发展和人民群众反抗暴政的怒涛此起彼伏；三是取消商办铁路直接损害湘鄂川粤四省民众的利益。清政府的铁路国有化和出卖粤汉川汉铁路路权的行动，无异于为日益不满的群众情绪火上加油。首先发难的是湖南参加商办铁路的绅商。官督商办的湖南粤汉铁路公司已于1909年8月开工修建长沙至株洲间50.7公里铁路，1911年1月完工。眼看铁路即将受益。政府却宣布铁路国有化。于是1911年5月间，湖南省商办铁路人士齐聚省咨询局开会，研究对策。随后，长沙市举行万人集会，粤汉铁路株洲长沙段的万名筑路工人也进城游行示威，全省群情激愤。湖南巡抚杨文鼎担心“湘省群情汹怒，哗噪异常，恐酿事故”，不得已电奏朝廷，请求将铁路归为商办。

　　湖北这次的反应似乎不如先前迅猛和强烈。因为商办铁路公司自知商办资金不足，难以承担重负，只是由咨议局召开大会，表示反对铁路收归国有的政策。湖北的留日学生又一次挺身而起，一位名叫江元吉的人写下血书：“流血争路，路亡流血，路存国有，存路救国。”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而宜昌地区的川汉铁路施工现场，则明显受到影响。宜昌至归铁路工程，在詹天佑的督率之下，到了1911年5月，已初步建成60余公里。现在由于政策影响，被迫停工，几万名筑路工人在工地等待观望。湖广总督瑞澂深知如此状况，极为不妙，急忙致电邮传部：“宜昌工役约4万余人，每月开支甚巨。鄂蜀之间，本多伏莽，工款两项，一不应乎，变即随之。”瑞澂的这个忧患并不是空穴来风，不久被应验。川汉铁路工地民工，无日不滋事端，清兵前来干预，民工还打死20多名兵丁。

　　反抗最为激烈，声势最大的是四川。早在1904年1月22日，四川省就成立了铁路公司。1907年3月，铁路公司改为商办，实际上是个混合体。它集资的方式采用了自愿与摊派结合，连农民和市民都被强迫购股。集得资金1670万银两，全省几千万人与这条铁路有着联系，成了股东。当时有民谣形容：“自从光绪廿八年把路办，银子凑了万万千，也有官的商的款，也有土药烟打捐，最可怜的是庄稼汉，一两粮就要出这项钱。要办铁路为的是哪一件，怕的是外国人来占路权。”许多家庭被迫拿出自己的血汗钱养命钱购买了铁路股票，全省股本达2千万之巨。现在铁路收归国有，不要说事前许诺的利益，即使本金也要受到损害。绅民闻讯，群起反抗。清政府也感到四川局势严重，急调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护理四川总督，顶替软弱无力的护理总督王人文。6月17日，清政府为了缓解矛盾，宣布发行一种“特殊铁路股票”，年息6厘，按四省集股不同情况，分别规定发放办法。四省人民仍然愤慨。尤其四川股东，认为政府对川路歧视，吃亏太大，极为不满，强烈要求撤销邮传部派来的川汉铁路宜昌分公司经理。同日，成都各界社会团体的代表在咨议局开会，决定成立四川保路同志会，各州县设立保路同志分会。妇女组织有女子保路同志会，学校组织有学界保路会。几天时间内，参加保路的群众已达10多万人。8月24日，学界罢课，商界罢市，到处开会演讲，群情激愤。8月26日，四川总督赵尔丰电奏朝廷：“争路狂热，深入人心……默察情形，殊不可测。”9月初，保路风潮扩大为全省抗粮抗捐。为了防止保路风潮进一步蔓延，9月3日，朝廷派端方前往四川查办铁路事宜。7日，赵尔丰以请保路同志会头面人物到督署议事的名义，诱捕了四川保路同志会几位负责人。保路同志闻讯，“人心大愤”，每家出一人，数万人赶到总督衙门请愿，要求释放被捕的负责人。请愿群众把家中的光绪皇帝牌位取下来捧在怀里，或者顶在头上，还有的手举一柱香，表示和平请愿。赵尔丰竟下令开枪，打死手无寸铁的请愿群众。经查明，已登记死者32人，伤者不计其数，造成震惊全国的成都血案。据现场所见，被打死者，手里还紧紧的抱着先皇光绪的牌位，似乎是在怀念他们心中的德政。死者中还有13岁的儿童。赵尔丰下令3日内不准收尸。时值夏天，又遇大雨，体被大雨浸泡发胀，实在惨不忍睹。流血事件进一步加剧了统治者和人民群众的矛盾，四川保路运动迅速发展成为反对清王朝的武装起义，同盟会和哥老会组织保路同志军。从9月8日起，各州县的保路同志军10多万人相继进到成都城郊，围攻成都10多天，给四川当局和清王朝造成极大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