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军》发行超百万,孙中山力挺
辛亥革命网 2012-03-01 00:00 来源:重庆晨报 作者:周勇 查看:
《革命军》横空出世,“欲御外侮,先清内患,必须革清王朝及其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命”
在日本的8个月,是邹容革命思想形成的关键时期。他在革命斗争中,自觉地实现了由爱国责任感到时代使命感的转变,实现了由爱国的热血青年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战士的转变。这种转变的思想成果,集中地反映在他在日本就开始写作的《革命军》中。
但是,清政府却视学生的爱国运动如洪水猛兽,说学生们“反叛朝廷”,“名为拒俄,实则革命”,密令各地“随时获到,就地正法”。这种人妖颠倒的现实,使邹容更加坚信要爱国必须革命,要救国必须反清的道理。当时,国内缺乏系统的革命理论著作,通俗性的革命宣传读物也不多见,革命的宣传在国内也还不广泛深入,因此,邹容自觉地担负起时代的重任,满腔热血凝于笔端,迅速完成了“宣布革命之旨于天下”的战斗檄文——《革命军》,自署“革命军中马前卒”。1903年5月,《革命军》在上海出版。它通俗易懂,明快锋利,如雷霆之声,使“举国上下无不震动”,它的出版,标志着革命思潮开始代替改良思潮成为中国思想界的主流。
在辛亥革命准备时期,有两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需要回答,那就是:(一)要不要革帝国主义走狗清王朝的命,怎样革命;(二)革命的目的是什么,建立什么样的政治制度。邹容在《革命军》中,对这些关系到辛亥革命的发动、性质、任务和前途的根本问题,进行了系统的阐述,作出了旗帜鲜明的回答。
《革命军》热情地讴歌革命:“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争存争亡过渡时代之要义也;革命者,顺乎天而应乎人者也;革命者,去腐败而存良善也;革命者,由野蛮而进文明者也;革命者,除奴隶而主人者也。”今日中国到底该革谁的命呢?邹容指出: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历代君主都“私其国,奴其民为专制政体”。到了清朝,满州贵族“乘机窃命,君临我禹域,臣妾我神种”,因此,欲御外侮,先清内患,必须革清王朝及其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命,以“洗尽二百六十年残惨虐酷之大耻辱”。
《革命军》中提出的“中华共和国”25条政纲,大大发展了孙中山的革命思想
为了进一步激发人民群众对清王朝的仇恨,邹容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诸方面对清王朝进行了尖锐的揭露和猛烈的批判。
邹容还揭露了清王朝对外投降,充当帝国主义走狗的罪行,他指出:“‘量中华之物力,结友邦之欢心’,岂非煌煌上谕。”清王朝在这一卖国方针指导下,“杀一教士而割地赔款,骂一外人而劳上谕动问”,将中国的大片领土拱手送人,甚至其发祥之地的东北河山,也要“顿首再拜奉献于俄罗斯”。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国,将变成“地球上数重之奴隶”。
邹容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中认识到欧美诸国之所以能够鼓舞民气,宣战君主,推倒殖民地宗主国,诛杀封建贵族,倡言自由,建立宏犹,是由于有“革命之健儿,建国之豪杰,流血之巨子”和“无量无名之华盛顿、拿破仑”这些“有名之英雄”与“无名之英雄”的奋斗。因此,今日中国也必须用武装起义来推翻清王朝的统治,驱逐帝国主义,”掷尔头颅,暴尔肝脑,与尔之世仇满州人,与尔之公敌爱新觉罗氏,相驰骋于枪林弹雨之中,然后再扫荡干涉尔主权外来之恶魔,则尔历史之污点可洗,尔祖国之名誉飞扬”。也只有这样,才能“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脱去数千年之种种奴隶性质”,使我“中国大陆成干净土,黄帝子孙皆华盛顿”。
邹容在回答了要不要革命、革谁的命、怎样革命的问题后,又系统地阐述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前途。邹容以高度的革命热情和科学精神,把继承和创造相结合,在《革命军》中提出了“中华共和国”25条政纲,大大充实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方案的理论内容,发展了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为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武器。
1905年,孙中山先生创立同盟会时,就把革命的政治前途是建立共和国这一点,用条文形式固定下来,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16字纲领,从而最后确定了中国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这一方案鼓舞着中国人民为独立解放而斗争,成为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战斗旗帜。
研究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理论的形成,特别是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的制定和实验,可以清晰地看出,它经历了孙中山提出(兴中会誓词“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邹容发展(“中华共和国政纲”25条)——同盟会纲领确定(16字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发展轨迹。这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集体奋斗的结晶,是邹容对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建立的最大的历史功绩,因此,《革命军》在中国近代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