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军》发行超百万，孙中山力挺(2)

　　“苏报案”发生，邹容自报姓名，主动入狱，七言绝句写重庆《涂山》

　　《革命军》的问世，沉重打击了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清政府惊惶失措，与帝国主义相勾结，制造了震惊中外的“苏报案”。

　　《苏报》最初是由一个日本人在上海创办的一份平庸小报。1900年由陈范接办后，开始宣传改良，倾向革新。1902年后成为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的机关报，聘章士钊为主笔，章炳麟、蔡元培等为撰稿人。馆址设在租界内。

　　1903年5月，《苏报》不断刊登宣传革命的文字。5月27日，刊登了《革命军·自序》。6月9日，发表了《读〈革命军〉》和《介绍〈革命军〉》两篇文章。6月21日，清政府向沿海沿江各省督抚发布谕旨，指控《苏报》和爱国学社宣传革命，形同叛逆，严令“务将此等败类严密查拿，随时惩办”。由于邹容是《革命军》的作者，而章炳麟为之作序，清政府认为“此书逆乱，从古所无，竟敢谤及列祖列宗，且敢直书庙讳，劝动天下造反，……尤非拿办不可”。令将邹、章两人列为要犯，“立正典刑”，“务令逆徒授首，不使死灰复燃”。

　　6月29日和30日，经由美国领事同意签押，巡捕先后闯进《苏报》馆和爱国学社，当即捕去章炳麟等人。

　　其时，邹容正在一位英国传教士家中，听到消息，义愤填膺。他独自步行到租界监狱，自报姓名，要求入狱。那时，邹容年仅18岁，英国巡捕见他一翩翩少年，哪像举国震动的《革命军》作者，以为是精神病狂徒，喝令走开。邹容大义凛然，怒斥巡捕：“我著书未刻者尚千百卷，非独此小册也。尔不信，取《革命军》来，吾为尔讲说之”，慷慨入狱。

　　半年审讯，三次过堂，到1903年12月，反动法庭准备将邹容“科以永远监禁之罪”，转送上海提篮桥畔西狱监禁。邹容预感就义之期，当不在远，于1904年初，以家乡重庆的涂山为名，写了一首七言绝句《涂山》，倾诉身陷囹圄的游子对家乡、亲人的无限眷念，抒发热血男儿为国捐躯的革命情怀：

　　苍崖坠石连云走，药叉带荔修罗吼。

　　辛壬癸甲今何有，且向东门牵黄狗。

　　前两句描述邹容遥望家乡涂山苍翠的崖壁，崩裂的怪石和连天的白云，耳边响起了中外刽子手如“药叉”(即夜叉，中国传说中的吃人鬼)、“修罗”(即阿修罗，印度神话中的恶神)般的嚎叫。实际上隐喻着国家、民族和邹容个人所处的险恶的政治形势。后两句，邹容用了两个典故。一个是流传在家乡的传说：大禹与涂山氏之女在涂山结婚，新婚后仅辛、壬、癸、甲四天就外出治水；一个是李斯受赵高忌害，临刑前对其儿子的惜别之情。邹容以此比喻正值国家多难，理应为国奔走之时，自己却被困铁窗，再也不能自由自在地追求真理，投身革命了。同时，邹容又回顾了自己短暂的一生和追求真理的历程：辛丑(1901年)离渝，壬寅(1902年)赴日，癸卯(1903年)回沪，甲辰(1904年)在狱。充分地表达了邹容无限怀念家乡亲人和革命同志，无限向往他心中的“中华共和国”，壮志未酬的惜别之情。

　　邹容在狱中吐血而死，《革命军》发行百万册以上，占清末革命书刊销量第一位

　　清政府打算先要求上海租界将邹、章等人引渡到清政府拥有管辖权的司法机构中进行审判，但最终以彻底夭折而告终。随即，清政府就提出了重判——严惩邹、章二人，处以永远监禁的判决。但是，最终也没有得逞。1904年5月21日，重新宣布了判决结果：“……议定邹容监禁二年，章炳麟监禁三年，罚作苦工，以示炯戒。限满释放，驱逐出境。此判。”至此，苏报案结案。

　　由于狱中非人的生活，1905年2月，邹容病倒了。然而，监狱当局对他的迫害非但没有放松，反而日益加紧，就连一日三餐的麦麸饭也不让吃饱。年轻的邹容越更愤激，病情日重。眼见邹容病情一天天恶化，监狱当局恐其不久于人世，才答应保外就医。临出狱前一天(4月2日)，他们把邹容弄到工部局医院看病吃药，次日凌晨(4月3日)，邹容未及出狱，就吐血而死。时年20岁。

　　对于邹容的牺牲，人民群众异常悲痛，也激起他们对中外反动派的万分愤怒。中国教育会等团体为邹容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

　　邹容因著《革命军》而被迫害至死，但《革命军》并没因此而销声匿迹，反而在清王朝的严禁下不翼而飞，不胫而走。《革命军》出版不久，孙中山敏锐地注意到它对促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化所起的巨大作用。1903年10月，他亲自携带《革命军》赴檀香山进行宣传，与保皇派进行辩论。《革命军》以其动人心魄的力量，受到热烈欢迎。孙中山还把重建的革命组织定名为“中华革命军”以记邹容功。

　　据不完全统计，从1903年起，《革命军》先后在我国上海、新加坡、日本、我国香港、美国等地，翻印29版，发行百万册以上，占清末革命书刊销量第一位，风行海内外。由于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和人民的需要，又加之孙中山先生的亲自传播，《革命军》在中国近代史上产生了空前的影响，正如鲁迅先生所说：“便是悲壮淋漓的诗文，也不过是纸片上的东西，于后来的武昌起义怕没有什么大关系，倘说影响，则别的千言万语，大概都抵不过浅近直截的‘革命军马前卒’邹容所做的《革命军》。”

　　民国成立以后，孙中山就任民国临时大总统，他高度评价邹容对辛亥革命的功绩：“惟蜀有材，奇俊瑰落，自邹(容)至彭(家珍)，一仆百作，宣力民国，厥功尤多”。他追念邹容在“国民醉生梦死之时，独能著书立说，激发人心”，功勋卓著。

　　邹容和他的《革命军》，为中国比较完全意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做了舆论准备，在中华民族的第一次腾飞中发挥了思想解放的巨大宣传怍用。四川籍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吴玉章，就是在邹容与《革命军》的启迪下，才“完全和改良主义决裂”，立志反清革命的。邹容家乡的革命者，也是在他的精神和思想的鼓舞下，英勇奋斗，终于走上了推翻清王朝专制统治的革命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