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与广东女学(2)

　    广东女学主要集中在广州，从1901年起至武昌起义爆发，先后开办过张竹君的育贤、杜清持的培英和公益、程瑶华的罗兰、邹竹居的英才、杨樨琴的尚德以及育坤、壹德、坤智、颂贤、通志、柔嘉、新智、修德、贞德等女学堂。这些女学堂多要求学生不得缠足，如有缠足者，虽然允许入学，但尽量劝其放足。广州的南武学堂还一度男女同校，但不久又男女分校。

　    广东女学开风气之先

　    辛亥革命后，由革命党人占多数的广东政府对于女学的态度是积极的：卸任后的孙中山曾前往广东女子师范学校演说；广东都督胡汉民早年曾让自己的妻妹与男生“同班听讲，废跪拜之礼，渎男女之防”，光复后又力主选出十位女代议士；民政部长兼警察厅长陈景华创办女子教养院；教育司长钟荣光执掌教育后，“对于女学，无不极力提倡”。

    民初广东女学在各方面皆有发展。从官立学校方面说，比如省立女师，由于女教员程度较低，不能满足学生的求知欲，张沅校长勇于　维新，改任文化程度较高的男教员，从而解决了师资缺乏的难题。1912年，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宣布成立。澄海、揭阳、茂名、高要、恩平等地后续相继成立县立女子学校。私人办学方面，除了普通女子学校，还配合当时女子争取参政权和职业权的运动，办起了各种专科学校，比如广州旧仓巷和西关宝庆新街的女子法政讲习所、中华中路（今解放中路）起云里的广东女子职业传授所等。教会学校方面，由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人民有信教之自由”，基督教成为合法宗教，教会学校因此获得更大发展空间。

　    1916年，岭南大学设大学女部。翌年，校方取消女部男女同班上课，并于1918年开始招收女生，成为中国第一间实行男女同校的大学。1920年11月广东允许女学生参加广州高等师范学校的预科班。1921年6月，第一中学开始招收女子插班生，此举被认为是全国公立中学的第一次男女同校。

　    辛亥革命后，广东女学生开风气之先。1912年，有人将其与内地其他省份女学做了比较，指出广东女生的独特之处：她们除了有自己的名字，有的还有字有号，并有名片，“很在行”；在广东，女子言论自由，还当上代议士；女生有自己的报纸，且“常与官厅作对”。不仅如此，女子嫁人后还可以负笈千里，成为女志士。

　    1912年10月中华民国国庆日，广东教育司举行游艺会，女子第一师范、第二师范和女子体育学校的学生参加竞走比赛，被报刊赞誉“其奋勇向前，不让男子”。广东女生自高小以上皆着黑色短裙，夏季衣帽全用白色，冬季分别用蓝及灰等色，时人赞其“有一种天然之美，加以原系天足，其身体强健，甲于全国女生之上”。

　    辛亥革命后的广东女学，培养出许多女性人才，成为近代职业女性。省立女师毕业生“任教育事业者五之三，升学者十之三”，即使在乡镇，也有她们的身影。如郭慕兰、郭鉴冰、郭淑真三人毕业后到佛山建立了季华小学，林质兰则创办澄海私立女子学校。广州市及各县小学校长和教师大半是女师学生，她们同时还远赴南洋等地。又如夏葛女医学校的毕业生二分之一从事医疗事业，或自己开业，或任职于各医院、药房，或充当教师。

　    新式女学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

　    面对辛亥革命后妇女界“习染平等自由之风”，社会上存在着各种不同看法。有人举双手赞成，还特地致函孙中山，表示要捐钱兴办女学；也有人担忧妇女解放将“勃谿家庭”，“流弊百出”；也有人借女学之兴浑水摸鱼，造成不良影响。有部分民众对于女性摆脱传统束缚看不顺眼，坊间称穿校服或仿西式服装的女生为“自由女”，常带讽刺之意。

　    广东女学的办学目标也有矛盾的一面：一方面灌输共和思想；另一方面，仍要求“妇德以四行为先”，显示旧的“女德”观念依然大行其道。尽管小学男女同学早被宣布合法，但直至1919年，高要县劝学所长仍感到“颇有未安”，坚持认为“吾国礼教素严男女大防，决不容假借，其始不谨，必至流弊潜滋，岂特为地方风化之忧”。他主张女校可以多设，但附近男校不得招收女生。

　    辛亥革命后广东政府在教育改革方面尽了很大努力，但由于政权数次更迭，加上军阀混战，社会动荡，经济发展缓慢，革命党人在财政方面非常困窘，使教育改革缺乏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空间。民国后钟荣光任教育司司长曾带来教育改革的曙光，此后包括朱庆澜在内的几任广东省长对教育事业都有所关注，但这些人都没能久居其位，导致很多教育改革思想和措施无法连贯系统地执行贯彻。此外，由于广东各地经济发展不均衡，相对而言，珠三角经济发达地区的女学发展较好，而偏远、贫瘠、商品经济较为落后地区的女学发展就不得不面临财政困窘。

　    民初在实现教育男女平权方面还处于“萌芽阶段”。虽然辛亥革命推动了广东女学发展，但据1918-1919年广东省94县调查，公私立学校中，无女生读高等小学县76个，无女生读国民学校县38个，无女生读半日学校及其他各类学校县93个。就大学来讲，女生所占比例极少，凤毛麟角。1925年广东《雄声》杂志有人撰文感叹：只有在“通都大邑，尚见得些女同学们，倘是跑到外县去，很多地方，不特无读书的女子，还欲见到这般学生的装束，都稀罕起来”。

　    随着现代化的演进，民国期间男女最终享受同等教育，“女学”一词便烟消云散。

　    （李兰萍，学者，广东省社科院历史所副研究员。）